2010年，货币鏖战年。

　　新一轮美元贬值拉开大幕，采用浮动汇率机制的货币“被升值”。量化宽松释放的流动性持续涌入新兴市场，通胀、资产价格飙升等问题随之引发，增加了货币政策调控难度。

　　展望2011年，全球货币战阴影尚未散去，新的汇率格局形成信号仍未释放。长远来看，更需警惕的是货币战争第二阶段——资本流动逆转引发的风险。

　　“美元阴谋”未终结

　　2010年美元的全球“汇率战”策略十分明显。美元通过汇率贬值撇债的意愿突出，带来的是其他采用浮动汇率机制的货币“被升值”。

　　年初，美国首先将矛头对准人民币，对人民币汇率问题屡屡施加压力。6月以后，美元加速下跌，美元指数可谓“跌跌不休”，从88.7的高点一路下泻到11月初的76左右。

　　“美元策略”至此还不算完。美联储11月3日抛出第二轮“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决定在2011年6月底以前购买6000亿美元的美国长期债券，增加基础货币供应。虽然美元得以支撑有一定反弹，但美联储再次开动印钞机引发新一轮全球流动性泛滥的担忧。

　　从韩国到巴西，从泰国到新加坡，全球许多经济体都感到本币对美元升值的强大压力。美元贬值带动其他货币升值，对这些经济体出口甚至金融安全与稳定，都构成了挑战。山雨欲来，各国央行先后投入到这场汇率大战中，反过来被迫采取措施，干预外汇市场，压低本币汇率，最终形成了看似“货币战”的局面。

　　分析人士指出，美国连续开动印钞机，分明是以“私人债务国家化”，然后将“国家债务国际化”，力图通过货币贬值和输出通胀化解债务，处理本国经济累积的过度负债问题。G20峰会和APEC会议纷纷提出，避免出现全球竞争性贬值，保持汇率稳定。然而这并没有令货币战偃旗息鼓，在美国QE2和全民减税计划作用下，2011年货币战的阴影并未散去。

　　中国外汇投资研究院院长谭雅玲认为，2008年是控制金融危机，2010年转入金融危机形式的转嫁阶段，竞争性和风险性明显扩散和转移，突出特点是美元调整性扩大并且超出技术规律。然而无论控制危机还是转嫁危机，都没有脱离主导美国的核心利益——美元。美元不是面临危机论和崩溃论，相反，美元霸权性和独霸性面临强化和充实。美国正在输出一种新型金融危机的概念，这种新型金融危机已经逐渐脱离美国因素，而转向欧洲、亚洲甚至中国。

　　新兴市场高烧不退

　　正是美元贬值，美联储不断的量化政策导致热钱加速流入新兴经济体，通胀、资产价格飙升等问题随之引发。

　　金砖四国无疑是输入型通胀最严重的受害者。今年11月份，中国CPI同比上涨5.1%，同期俄罗斯通胀上涨7.6%，印度上升了9.6%，巴西上涨5.25%。最骇人听闻的是，阿根廷11月份的通胀率达到40%。几乎所有新兴市场经济国家，都普遍存在着本币对发达国家货币的升值压力很大，但其国内购买力却越来越弱的经济现象。

　　自2010年下半年以来，新兴经济体与发达国家在货币政策之路上分道扬镳。汇丰银行日前发布报告称：“西方越是实行量化宽松，新兴市场将越是实行量化紧缩。”

　　为对抗通货膨胀，新兴经济体相继启动了加息“阀门”以降低经济热度。2010年印度央行六次加息，巴西央行一年中累计加息200个基点；中国央行一次加息、六次上调存款准备金率，使各大型金融机构的准备金率达到18.5%的历史高位。发达国家恰恰相反，由于经济复苏乏力，利率政策近零也没有刺激作用，最后只能选择扩大所谓的量化宽松规模。

　　在西方国家量化宽松的政策下，新兴市场国家货币政策面临两难选择：现在提高利率可能会引起更多的资本流入，而不提高利率通胀和资产泡沫会继续发展下去。

　　中国银监会主席刘明康日前指出，未来新兴市场国家可能面临史无前例的“热钱”流入压力，如果应对不当或者措施不力，会对自身经济造成较大负面影响。下一阶段，随着全球流动性过剩加剧，国际资本套利行为将更为频繁，可能进一步增加国内商品及资产价格的波动性，加大宏观调控难度。

　　警惕资本逆流

　　在经济学家看来，对新兴市场国家而言，输出通胀之忧虽近在眼前，但未必是货币洪灾最大的冲击，更应引起警惕的是货币战争的第二阶段——资本流动逆转。

　　实际上，就在热钱大量涌入新兴市场的2010年，资本流向也曾数次发生反复，其流向与A股市场走势以及美元动向高度相关。尤其是在几次美元突然走高之时，美元低息套利中断，资金会突然大量撤出，给新兴市场造成较大冲击。毕竟说到底，防范热钱流入最根本的原因是防范其撤出造成的金融动荡。因此，周小川才会提出要将其圈进“池子”中，降低其进出带来的影响。

　　“正如大涝之后常有大旱一样，以重新收紧货币政策为特征的货币战争第二阶段将引发大规模的资本流动逆转和债务危机。”商务部研究院研究员梅新育说。

　　以史为鉴。上世纪70年代“尼克松冲击”引发西方各国货币竞争性贬值的货币战争中，西方主要经济体步入“奔腾式通货膨胀”时期，利率水平提升则相对滞后。然而到了上世纪八十年代初，这场后发国家债务融资的盛宴便因美联储主席保罗·沃尔克铁腕推行的紧缩货币政策而告终。欧美货币市场利率快速上升，债务融资条件急剧恶化。

　　以1982年墨西哥无力偿还外债而引爆全球性债务危机为开端，上世纪八十年代发展中国家债务危机的重灾区巴西、墨西哥、阿根廷、委内瑞拉、科特迪瓦等国相继陷入“失去的十年”。

　　类似的情况在上世纪90年代也曾重演。由于发达国家经济增长不景气，资本流向拉丁美洲和亚洲，造成这些地区国家资产泡沫、通货膨胀、实际汇率上升、经常项目逆差扩大，当这种趋势发展到一定程度，投机资金感到这些国家货币已经高估就大规模撤走，从而触发了1994年和1997年发生在新兴市场国家的经济危机。

　　中央财经大学金融学院院长张礼卿表示，通胀已经成为新兴市场头号问题，对中国来说，要实行适度从紧的货币政策，同时调整汇率政策，实行名义升值，扩大汇率弹性。亚太地区也要加强汇率政策协调。与此同时，加强资本管制极为重要。未来有必要的话，可以考虑对短期资本流入实行无偿准备金制度，甚至不排除对短期流入征税。

　　更为重要的是，要摆脱国际货币体系对全球经济的负面影响，就必须对当代国际货币体系进行改革。中国人民大学国际货币研究所理事向松祚表示，改革的基本方向就是实现国际储备货币体系多元化，逐渐减少对美元的依赖。为此，全力推进地区货币金融合作、推进人民币的国际化可能是唯一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