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世界贸易基金组织估算，2009年20国集团(G20)各成员国在危机中为支持金融部门而付出的净成本占到了各国GDP总量的1.7%(9050亿美元)，而任意制定的财政刺激计划金额则在2009年和2010年达到了GDP总量的2%。除芬兰和卢森堡外，所有欧元区国家都通报本国财政赤字超过了GDP总量的3%，而希腊、西班牙和爱尔兰的赤字则超过10%。在仅仅一年内，欧元区国家政府的普通债务就上升了大约10%(从2008年的占GDP 69.3%上升到2009年的78.7%).

　　对德国来说，2010年的联邦预算总额上升到了创纪录的500亿欧元。公共部门的债务金额将超过1.7万亿欧元，约等于GDP的80%。其中占联邦预算超过10%的利息支付额将随着债务的不断堆积而增加——如果利率升高的话，递增的速度还会更快。

　　虽然金融危机和紧接着的衰退为如此巨额的债务提供了借口，但事情的真相其实是许多欧盟和G20国家的支出都超过了自身收入——连一直在财政管理方面堪称表率的德国也无法独善其身。

　　即便是在好年景中，各国政府的支出也长期高于收入。更糟糕的是，有些国家花费的要比他们所能轻易偿还的还要多，因为其国内人口的老龄化已经导致了长期经济增长潜力的衰退。如果我们不立刻作出应对的话，这种挥霍的行为将导致不可持续的高债务水平。

　　这也是德国为何决定在2009年将严格的财政规定写入宪法的原因。“债务刹车”(Schuldenbremse)要求联邦政府在2016年实现结构性赤字不超过GDP 0.35%的水平，而德国联邦州L·nder则在2020年时禁止产生任何结构性赤字。当前的联邦政府当然会遵守这些规定，其中包含在2016年将结构性赤字降到100亿欧元的水平——这相当于每年减少70亿欧元。

　　福利支出占了今年德国联邦政府支出的一大半。所以削减福利开支(至少是温和地)是无法避免的选择。但这种财政巩固目标只有在公众认为它对整个社会都是公平合理的时候才能实现。社会福利的受益者、公司福利以及公务员都要共同分担这一政策的成本。

　　政府将减少对企业的补贴，并对某些主要能源公司、航空公司和金融机构增税，这是企业在财政巩固措施方面所作出的牺牲。同样的，公务员将放弃提高工资，而政府则希望通过某些结构性改革在联邦武装力量中每年省下30亿欧元军费。

　　德国这种强制性的财政规定为其他欧元区国家做了榜样。所有的欧元区国家政府都需要用实际行动来实现财政巩固以便使市场——以及本国人民重拾信心。最近的研究显示，一旦政府的债务负担到达了某个不可持续的水平，更多的债务就只能阻碍而不是刺激经济的发展。

　　希腊债务危机已经向欧洲的政策制定者发出了明确警告：不能让债务无限堆积下去。而欧盟果断向希腊提供短期援助并建立欧洲金融稳定机制来保障欧元稳定的做法无疑是正确的。但即便这一稳定机制堪称恢复信心的必需步骤，希腊债务危机也暴露出了欧洲货币联盟财政政策框架的结构性弊端，而这一弊端不能也不应用平时那种各成员国家不断砸钱的方式来消除。

　　事实上，当我们尝试修补《稳定与增长公约》的根本性缺陷时，我认为欧洲货币稳定机制只是一个临时性措施，因为它的财政规定及缺乏实际和正式的影响力。这也是我们为何需要一个更有效的危机预防和解决框架的原因，这个框架要加强《稳定与增长公约》的预防和纠正性条款。对那些严重违反欧洲货币联盟规定的欧元区国家的制裁将更快展开，更少政治方面的犹豫，另外也要更严厉。

　　德国和法国都提议对政府借款和支出实施更严厉的管理，一旦有政府违犯，就将受到严厉且半自动生效的制裁。那些一再无视削减过量赤字建议或是捏造官方统计的政府，他们的欧盟基金都将被冻结，同时还将剥夺他们的投票权。

　　货币联盟既不能是欧元区成员国包治百病的灵药，也不能成为金融投机者的发财宝地。它同时也不应该是一个通过普通欧元债券或财政直接输血的方式向各国政府提供更廉价借款从而实现富裕国家向贫穷国家转移支付的系统。如果某些国家一直在赤字下运作并削弱自身竞争力，从而损害欧元稳定的话，这个联盟就不会成功。

　　欧洲货币联盟的成立目的是促进结构性改革。那些肆意挥霍的成员国将在《稳定与增长公约》以及其他国家的压力下实现收支平衡并随之提升自身的竞争力。事实上，德国前社会民主党政府削弱《公约》来实施这一点的做法是合适的政治举措，而那些竞争力更低的欧元区国家则坐视工资上升和公共部门膨胀，接着在扩大信用并助长了债务和资产泡沫后则不敢正视问题。

　　如果债务继续这样堆积下去的话，我们就无法预期可持续增长或者提前应对欧洲政府债务危机。欧洲国家需要用一种对增长有益的方式减少它们的赤字，而且必须减少。

　　这个目标是可以实现的：德国正在将其债务负担减少到可以持续的水平并提升其长期增长前景。它这种促进增长的赤字削减，再加上它加强欧洲财政框架的建议，都将成为欧洲经济治理的蓝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