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都记者 朱相亭 “中国企业在美国吃了多少亏，我都数不清楚了。这体现了非常规风险对中国对外投资的巨大影响。”近日，南方都市报联合益海嘉里食品营销有限公司，在深圳主办了第二期“南都总裁读书会”，并邀请商务部梅新育教授讲述海外投资，他提醒在场的20位知名企业总裁说，海外投资虽然充满机会，但各种新型非常规风险和商业风险亦不能忽视。

　　人民币升1%，对外投资损失40亿

　　“2009年，全世界直接投资下降43%；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反而增长1.1%。”梅新育认为，在可预见的未来，中国最多的投资还是集中在发展中国家和地区，以及新兴工业化经济体。但其中面临的巨大风险也随之而来，梅新育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风险划分为商业风险和非常规风险。

　　梅新育解释说，商业风险主要是货币错配，以及由此造成的汇率和信用风险。

　　“关于货币错配，以及由此造成的汇率风险，我在2008年做了一下估算，如果按2007年末的情况，人民币升值1个百分点，我们对外直接投资存量，净值要损失差不多40亿。”

　　梅新育还补充说，货币错配的风险，不仅仅在于货币错配本身，还在于企业风险高负债发展模式，它大大放大了货币错配的风险。如果哪一个具有系统重要性的企业，它负债率太高，陷入货币错配风险，以至于不能支持而倒下，那么可能对市场造成非常重大的冲击。

　　海外投资的“非常规风险”

　　“我们每天新闻里面都可以看到非常规风险。中国企业在美国吃了多少亏，我都数不清楚了。目前，我们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非常规风险特征是什么呢？”梅新育认为主要有四个方面。

　　第一是传统的战争风险转向和平环境中的风险，包括贸易保护主义和国内政争的策动“

　　第二是征收风险。公开、直接的征收风险总体降低，但是蚕食式征用(间接征用)风险相当突出。蚕食式征用风险，它就说名义上不征收，但让你没法自如地管理运用这笔资产。而更突出的是，经济危机时，东道国在“反危机”名义下的征收风险已经浮现。“最典型的案例就是平安集团投资富通的案子，损失100多亿人民币。我当初给它定义，是新中国建立以来遭遇的最大的海外征收风险的案子。”

　　第三是汇兑限制风险。“也就是说，东道国限制你把企业经营的利润等等汇回。在部分金融危机高发国，这种转移风险仍然较高。搞资源开发的企业，需要注意这点。”

　　第四是第三国干预风险等新型风险显现。“这种风险，它通常来自美欧等国家对中国在第三国(基本上是发展中国家)直接投资项目的干预。”

　　“廉价成本”风险更大

　　中国企业跨国经营，风险为什么这么高呢？这有产业结构原因，也有后发劣势的原因。因为后发劣势，迫使中国企业和员工走向动荡国家和地区市场。

　　梅新育提醒，中国企业往往习惯了由政府来摆平劳工权益的问题，到国外就会遇到麻烦。中国的企业特别是制造业企业在投资时，需要跳出片面追求廉价人力、土地成本的误区。因为单纯是廉价人力、土地成本的国家和地区，一般也是宏观经济稳定性比较差的，汇率风险和商业性风险偏及非常规风险也偏大。

　　“我们可以拿东南亚某经济体举一个例子。2009年，全世界总共只有12个国家经济实现了增长，该经济体是其中之一，而且增长还名列前茅。但她抵御收入性通货膨胀等外部冲击能力较弱。”

　　“2002年—2009年该经济体的通胀数据分别是：4.1%、3.3%、7.9%、8.4%、7.5%、8.3%、23.1%和6.7%。普遍高于亚洲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平均水平。而为了维持出口价格的竞争力，该经济体有较强的本币贬值倾向，进一步加大了收入性通胀的压力。这样一来，劳工群体实际收入和生活水平波动就比较大了，劳工权益的问题也就更易突显。”

　　演讲最后，梅新育还补充说，企业进行海外投资时，也要注意政府对离岸公司的管理变动。“这几年，在我们的对外直接投资当中，离岸公司扮演的角色越来越大，但日后政府可能会在这方面有一些规范。大家在运用的时候，也要考虑政府会加强监管的因素。只有考虑到这一点，才能够做出正确的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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