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研究员  梅新育

　　经历了英国脱欧冲击，作为欧盟支柱国家，德国大选结局很大程度上将决定欧盟命运走向；而德国大选对德国、欧盟发展前途的影响，又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当选者有无足够决心以效率为导向开展全面、深刻的劳动与社会福利改革。为什么？因为从劳动力市场到福利制度，现在的欧盟存在太多基于身份的、“政治正确”的、却严重损害效率和扭曲市场的规定。

　　以妇女权益为例。我从来不否认妇女权利的重要，问题是从政府到企业应该任人唯贤，倘若不是一视同仁按才选拔，而是硬性规定女性比例，使得众多女性不是靠才干和奋斗精神，而是靠自己性别获得职位，这对她们不是尊重，而是贬低，而且使得真正有才干、有干劲的女性混同于没有才干与闯劲的女性。可悲的是，在包括德国的几乎整个欧盟，体制在这个问题上已经深陷误区，而且这些年来有变本加厉之势。2014年，德国政府宣布，将于2016年正式发布规定，要求100多家德国大型企业和上市公司必须保证监事会中有30%以上的女性成员，违者将被要求空出30%监事会席位，并处以巨额罚款。此外，德国政府还要求约3500家德国中型企业从2016年开始每年发布“性别平等报告”。这种规定扭曲了劳动力市场，额外增加企业负担，普通德国妇女不可能从中受益，受益的只是一小批上流社会女性。为一小批上流社会女性的利益而扭曲整个劳动力市场、损害整个社会的经济效率，有什么好处？鉴于欧洲议会是在2009年以来次贷危机-主权债务危机高潮期间与强制规定推行“人道养鸡法”一起通过的上述“女权”规定，更暴露了欧洲体制内精英阶层已经何其不识轻重缓急。

　　过多过滥的社会保障和福利制度损害的不仅仅是欧洲经济活力，而且是整个欧洲社会安全。因为过度的高福利不仅直接吸引了许多文化背景迥异的海外移民来吃福利，而且通过加剧人口老龄化而间接制造了不得不扩大引进外来移民的经济压力，而他们又日益拒绝融入当地社会，社会撕裂的风险正在滋长。2015年难民危机全面爆发之后，这一风险已经空前凸显。

　　正是社会保障和福利制度的所谓“发展完善”激励了独身、离婚、同性恋、丁克家庭等生活方式，成为二战之后西方社会上述生活方式从社会边缘成为“时尚”的最强大推动力量，传统家庭结构遭遇前所未有的挑战，生育率大大下降，人口结构加速老龄化。而且，这种现象一旦露出苗头，就会由于道德风险等原因而加速发展，因为即使在没有社会保障和福利制度的环境里，无子女者也将从今天父母们的教育投资中获利，社会保障和福利制度将进一步显著放大他们获利的规模，从而激励社会上的这种道德风险，加剧生育率下降和人口老龄化。而在老龄化人口结构下，要想继续维持较高生活和福利水平，只有大量引进青壮年移民劳动力一途。在西欧大国中， 这一问题表现最为突出者正是德国。

　　过多过滥的社会保障和福利制度间接制造了引进青壮年移民劳动力的经济压力，但同样是过多过滥的社会保障和福利制度，又从几个使得通过引进青壮年移民劳动力消解社会赡养压力的期望在相当程度上落空：

　　首先，社会保障和福利制度大大减少了外来移民在德国生存的困难，从而直接激励了这类移民的增长，特别是激励了惰性较强而自我奋斗精神较差的移民来分享福利蛋糕。

　　其次，如果外来移民不能指望福利救济，必须劳动谋生，生存压力将激励其尽快、尽可能全面地融入东道国社会，这样才能赢得较多的机会。但是，如果他们可以指望相当丰厚的福利救济，他们这样做的动力就将大大衰减。特别是如果有许多福利救济项目是与外来移民身份挂钩，那么，他们更将具有强大的动力拒绝融入东道国社会，以保持其“外来移民”身份和与此挂钩的福利救济。

　　第三，在有福利救济可以指望且政府奉行“淘气孩子多吃糖”策略的情况下，外来移民中必然会有某些个人和势力选择挑头闹事争取更多福利，以此为自己争取外来移民群体“领袖”地位。而所有这一切，又必然在德国等欧洲国家内部制造和激化社会矛盾。事实上，上述机制已经在德国等许多西欧国家形成了相互强化的恶性循环。

　　德国和整个欧盟的劳动、社会福利制度需要深刻全面改革，问题是他们准备好了改革吗？他们的现行体制激励这样的改革吗？答案不容乐观。是的，欧洲法院2014年11月11日裁决对“福利旅游”说“不”，明确指示“成员国有权拒绝向不工作的欧盟移民提供福利津贴”，但此举并没有改变吸引欧盟外所谓“难民”涌入的环境，更没有改变优待难民而逆向歧视国民的做法。2015年难民危机期间，德国巴伐利亚州小城埃肯塔尔建设了豪华难民住宅区，所有房子均为三层联排别墅，每层60多平米，包括两间卧室、一间厨房和一间卫生间，条件超过当地居民居住条件，引起当地民众抗议请愿， 但无济于事。

　　更糟糕的是，德国和欧盟现行体制不鼓励政治家顾及社会长远利益而力行上述改革，而是相反；看看德国前总理施罗德的改革及其下场，就不难明白这一点：

　　在2008年以来席卷全球的次贷危机-欧美主权债务危机中，美欧成为危机之源，欧洲又是发达国家中的危机重灾区，德国经济则在欧洲一枝独秀，出口持续上升，社会整体就业率达到历史新高，联邦政府税收持续增长。而德国经济之所以能够表现如此优异，固然有中国需求拉动德国经济增长的因素，但关键还是在于德国此前十年以社会福利和劳动力市场制度为核心开展了必要但痛苦的改革。

　　2003年初，德国经济深陷困境：经济从2000年秋季就停止增长，失业人口超过400万，人口老龄化不断加剧，国家养老金和医疗保险负担沉重；政府开支浩大，国家负债不断增长，资本持续外流，黑工现象严重；……由于意识到数十年积淀下来的福利社会制度弊端已经积重难返，时任德国总理施罗德以极大的勇气力排众议，于2003年3月14日正式启动“2010议程”（Agenda 2010），核心内容是改革失业保险和救济制度，减少国民对政府的依赖，承担起更多个人责任，具体措施包括：

　　逐步削减失业救济金领取年限，领取失业金的最长时限由32个月减少到18个月；

　　推行强制再就业制度，实施“哈茨4号”改革方案。该方案将失业保险和社会救助统一起来，结束了德国的双重保险结构，失业者领取失业保险时限到期后将自动进入“哈茨4号”系统领取基本保险，基本保险金每月约350欧元，失业者领取保险金后必须接受任何被指派的合法工作，不能以工资低、地点偏远之类理由拒绝职业介绍中心提供的工作。如果拒绝，保险金就可能被扣减。有工作能力的失业者在领取救济金的同时还必须接受“一欧元工作”，象征个人对参与社会事务的责任。

　　取消对临时工作岗位的种种限制，鼓励失业者从事月收入在400欧元以下的“迷你工作”；

　　提高领取养老金的年龄；

　　降低税率以刺激投资；

　　增加教育和科研开发投资，提高劳动生产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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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场改革的目的并不是毁灭社会福利制度，而是努力推动社会就业和经济增长，最终更好地保留福利社会的精髓，夯实福利社会根基，其成效在10年后的危机中充分凸显，特别是饱受争议的“哈茨4号”改革方案，对降低失业率收效明显。2008年10月，德国失业人口降至300万以下，比2003年减少了100多万人。2012年，德国失业率仅为5.9%，在欧洲位居倒数第四位，仅高于奥地利、荷兰和卢森堡。

　　然而，由于大面积触动了人的惰性，施罗德及其领导的社民党遭到了广泛的反对。直到2013年3月，在“2010议程”（Agenda 2010）改革启动10周年之际，德国《明星》周刊民调结果显示，仍然有43%的受访者对“哈茨4号”改革方案持保留或反对意见，并抨击这场改革拉大了贫富差距。在2005年的大选中，大批社会中低收入阶层选民把选票投给了社民党的对手，施罗德失去总理宝座。这种后果，让人们对德国和欧盟能否推动改革信心不足。

　　（编辑 张立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