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初,易方达基金副总裁陈志民正在收拾办公室,公司正准备搬离城建大厦。易方达总裁刘晓艳还要一边处理12月去中东和美国调研的事务,和她的创新团队时刻沟通。以后,基金公司海外业务必然也会放开,她深信。
11月8日下午下班后,招商基金总经理许小松召集公司会议,提醒所有员工,行业和公司正面临着难得的机遇和挑战,希望大家做好准备。这个会议足足开了一个半小时。
“放松管制,鼓励创新。”这八个字让不少奋斗在基金行业的人们颇为兴奋。按照中国基金业协会一位核心成员的透露,2013年2月,新《基金法》将出台。这意味着,更加具体、明细化的操作手册即将诞生。
基金行业的爆发式增长期,就要来了。基金高管们对行业的期待开始逐渐显露——
许小松说:“明年开始,基金行业将进入一个大发展、大繁荣的时期。未来三到五年,行业将有一批基金公司死去,也必然出现一批超大规模的基金公司,不排除规模达到5000亿。”
国投瑞银总经理尚健,在今年11月7日发布离职公告前曾接受媒体采访说:“中国基金业正处于巨变前夜。”
南方基金总经理高良玉也预言:“三到五年后,中国公募基金行业可能出现超过500家公司。”
“未来基金公司会实现管理能力多样化,这句话说得很对。”易方达基金总经理刘晓艳也这么对记者说。
这是基金行业大时代的前夜。这是众多基金公司高管的共识。
张育军的新姿态
大时代前夜,足迹可循。
2011年12月2日,深圳市福田香格里拉大酒店二楼。超过百米长的大宴会厅里,坐着证监会历任领导、各地区证监局局长、上交所与深交所总经理、所有基金公司总经理及主要部门领导、海外资产管理公司亚洲区的主管,以及各路媒体记者。
会议的主题是“突破——基金公司向资产管理公司转型”。证监会首任主席——已经八十高龄的刘鸿儒发言。台下掌声不断。
这位一直支持基金行业放松管制的老领导说:“基金公司屁大点儿事儿都要审批。小事儿,不出乱子的,就要放松。看看人家银监会、保监会是怎么审批的,照搬就可以了。”
刘鸿儒发言完毕后,当时,以上交所总经理身份出席会议的张育军说,A股的新股发行制度存在缺陷,他同时直接批评基金公司高价打新没有底线。
“很奇怪的是,基金公司80倍的市盈率可以接受,90倍的市盈率可以接受,150倍的市盈率也可以接受,那么高你到底是怎么接受的?”张育军说。
而在11个月后的秋天,2012年10月最后一周,张育军以证监会主席助理的身份到广州调研。阴霾天气里,张育军召集了规模排名在后21位到74位的基金公司高管开会,听取他们对基金公司及行业现状的想法。
此前,他已经在首都北京三次召集会议,与规模前20大的基金公司高管见面通气——未来基金行业,将放松管制、鼓励创新。
“我过来了,以后只要没有反对的,你们就可以大胆地试。”张育军说。
这位从上交所总经理走到证监会主席助理的领导,日后将负责中国公募基金行业的事务。他此行调研,也被众多行业人士分析为:“过来先熟悉情况,看看从监管层的角度有什么可以做的。”
对于“放松管制”,众多基金高管的第一感受相似,即产品的审批放宽。“未来,基金产品审批可能该用备案制,你爱发多少只发多少只。”基金公司一位产品部门人士说。不少公司已经筹备了10只,甚至30只产品方案。
这意味着,未来,基金公司有更大的自由去决定自己要做什么产品,也固然需要更清楚自己将要成为一家什么样的基金公司。
张育军当日还提到,2012年11月1日,基金公司子公司新规正式生效,希望基金公司根据各自情况,建成有自己特色的基金公司。
“希望大家根据各自情况,建成有自己特色的基金公司。”张育军在会上的这一句话,被一家基金公司的副总裁认真地记在笔记本上。
招商基金总经理许小松就说:“公司可以成为招商银行绝佳的资产管理机构。”
民生银行董秘、民生加银基金公司董事长万青元也说:“民生银行会为基金公司提供支持,未来民生加银将发展投顾业务。”
松绑的冲动
小姜是广州一家事业单位的员工。三年前,听从基金公司朋友的建议,他开始进行基金定投。每月,银行自动从小姜账户扣除800元用于购买同一只股票型基金——易方达积极成长。
三年过去了。今年10月底,这只基金仍然亏损7个百分点。小姜苦恼地问:“为什么我的基金还是亏钱的?”
小姜遭遇的定投泥潭并不是个例。2008年至今,A股市场一直处于下跌通道,以A股为主要投资标的的基金同样难以幸免。不少在2007年、2008年高位时“抢购”基金的人们,目前手中持有的基金仍然没有盈利。
付玲是融通基金的一名普通员工,通过校园招聘的她,2007年一毕业就进入融通基金市场部工作。她清楚地记得2007年基金发行的火爆场面。“很多客户挤在银行网点门口,抢购新发基金。”她说。
当时正在客服部门工作的她,还接到不少投诉电话。客户强烈地质问:“为什么我们抢不到基金份额?为什么不再多发一点儿?”
南方基金总经理高良玉也清楚地记得,更早些时候,基金开元发行时,公司将发行目标为20亿。但当时认购额达到840个亿,超额认购42倍。
“那时候有一个新东西就遭炒作,我们基金开元也一样。当时炒作太厉害,只能预缴认购款,比例配售。人们也不习惯把价格和净值挂钩,投机风气很强。”高良玉说。
但如今,投资者教育逐步推进,基金没有稳定收益率,投资者不看好,基金发行固然困难。
2012年,当一只安信基金第一只产品——安信策略精选灵活配置基金首募7.43亿时,彼时分管安信基金市场业务的副总经理孙晔伟也说,这样的募集成绩还过得去。根据记者统计,7.43亿元的首募规模,与2011年股票基金平均发行水平相当。
秦红是大摩华鑫基金的副总经理,分管市场和产品。她在基金行业的任职年限已经超过11年,曾在博时基金、易方达基金、工银基金工作,分管市场,对基金渠道极为熟悉。
“最早的时候发个产品,问问银行现在发什么好,商量好了就回去准备、申报,批文下来就发行。”秦红说,“后来,上报一只产品,得先准备好几只的报告,交给银行挑选,完了提交申请,6个月批文下来,慢慢发。真是难。”
不仅发行环境变得艰难,基金的业绩在近三年也深陷泥潭。
此前最早成立的一批基金,包括国泰金鹰增长、泰达宏利成长、招商安泰股票、泰达宏利稳定、泰达宏利周期、光大核心,在2005年至2007年10月期间收益均超过300%。泰达宏利行业精选、景顺长城内需增长在这短短不足三年时间里,收益率更是高达550%。
但这个业绩如今只能记载在历史。2007年底,A股出现急速下跌,众多基金投资经理在面对疯狂下跌的市场时目瞪口呆。
2010年一整年,中国公募基金行业所有股票型基金平均收益率为-24.87%。收益率最好的博时主题行业基金,也仍然亏损9.5个百分点。收益最差的银华内需精选,当年整年亏掉41.78个百分点。
在2007年底及2008年基金火爆发行期购买了基金的人们,目前仍然有着大大小小的亏损率。根据统计,从该基金成立之日起至2012年11月6日,华安策略优选基金、中邮核心成长基金、南方隆元产业主题基金等,目前仍然亏损在40%以上。
“我们从今年开始已经取消季度奖了。”大摩华鑫一位员工叹气道。
“基金收益不佳,与基金经理投资能力固然有关。而所有股票基金的收益都不好,不可忽视的一个原因是,基金投资受到过多的限制。”深圳一位证券从业资格超过8年的基金经理说。
按照规定,股票型基金最低仓位为60%。“就不能空着,市场下跌的时候你也得买股票,持有股票。”广发基金分管投研的副总经理易阳方说。因而,他倾向于持有白酒、医药等相对确定的行业股票,用来“垫仓底”。但他也忍不住感慨,市场太差,基金业绩上不去。
此外,股票型基金投资仅限于A股市场,且不能运用任何对冲工具,也让投资经理们感觉受限制。
对于渠道、产品部门的基金人来讲,基金产品审批管制严格,一只基金从上报到获得审批,最长需要花费6个月的时间,此后,准备发行、完成发行、建仓完成一步步流程走下来,需要耗费将近三个季度甚至更长的时间。
基金制度需要变革,需要放松管制。这个声音开始逐渐出现在基金高管们会面的各大场合。
到中东和美国去
南粤广州,天河区城建大厦28楼,易方达基金办公室,总经理刘晓艳正忙着搬迁办公室的事宜。忙完了搬迁,就要准备出国。今年12月,她要到中东和美国路演,拓展海外市场。
刘晓艳所管理的易方达基金,目前资产规模为1390亿元,此前一直是全国74家基金公司中的第二大公司。
广州的基金公司仅三家——易方达基金、广发基金、金鹰基金,规模分别为1390亿元、1157亿元、60亿元。
与北京、上海、深圳三地相比,广州的基金公司数目仅是极小部分。
目前,全国共有74家基金公司,管理着24300亿元的资产。基金公司分化明显,国内最大的基金公司——华夏基金,在今年三季度末的管理资产规模为1988亿元,最小的方正富邦基金管理资产规模仅0.95亿元。
“除了部分专户业务的规模在增长以外,基金公司的公募资产规模自2007年以后都处于缩水状态。”南方基金总经理高良玉说。2007年底,中国公募基金发展到达巅峰时,管理的总资产规模曾达到32756亿元。南方基金目前管理1523亿元的资产,在中国公募基金行业排名第三。
“这一阵子非常忙。”2012年11月1日晚10点半,在广州大道中的外商大酒店一楼,易方达基金总经理刘晓艳接受了记者的采访。
围着丝巾,穿着休闲西裤的刘晓艳刚刚下飞机。当天,她从上海回来,与中金所谈产品筹备的事情。此前一天,10月31日,证监会主席助理张育军到广州考察的最后一项活动,就是跟易方达等广州辖区的基金公司高管小范围讨论公司经营状况。
再此前一天,10月30日周二,刘晓艳出席理财周报2012年基金业领袖峰会。
这一次,正值媒体讨论“易方达规模排名由第二滑落到第四”的时期,刘晓艳没有回避任何问题,说:“我是看媒体报道才知道我们到第四了,规模排名变动真的没什么。”
三季度以来,刘晓艳忙了一些别的事情。她预感,基金行业会有大的松动,但只是没想到来得这么快。
“我们早准备总是好的。”刘晓艳说。
易方达此前进行过系统升级测试,以备未来应对更繁琐、更高要求的技术支撑。
今年9月,易方达提任四位基金经理助理,为投研筹备力量。卸任必然让原来的基金经理多多少少有些落寞。“只能多跟他们谈谈,聊聊天,让他们知道公司的想法。”刘晓艳说。
三季度,刘晓艳带领量化团队重建了一个企业级的量化平台,改进了以前量化团队“小作坊式”的投资模式。
今年12月,刘晓艳还要到美国和中东去。她已经成立了一支创新团队,准备路演事宜。“国内公募市场太小,份额在几家公司之间倒腾来倒腾去,意义不大。海外市场是很大的,我们可以做中东的资管市场。”刘晓艳说。
“我们不会为了规模排名去打乱自己的节奏,每个公司在不同的阶段有自己要做的事情。”刘晓艳说。
子公司成蓝海
11月1日,阴霾了数日的南粤大地恢复阳光。这一天,基金公司从业人员们都谈论着这一天正式生效的《证券投资基金公司子公司暂行规定》。
尽管专户部门的人员知道,子公司真正成立或许已经是一年之后的事情,但是,他们观察到,此前困惑“不知道怎么下手”的领导们近来笑容满面。他们终于有了一个可供参考的手册。
9月、10月、11月,基金公司密集开会,商讨子公司设立事宜,主要讨论包括业务方向、注册资本金额及出资方结构、子公司高管人员的挑选与任免、公司名称及选址等等。
“我们开过几次会讨论,跟上次聊的时候相比,没有特别明显的进展。”鹏华基金机构部总经理冀洪涛回复记者,“我们要想好,不能一出来就把资本金都亏了。”
相比之下,在深圳深南大道的博时基金,子公司筹备却进行得如火如荼。
数月前,博时基金分管市场的副总裁李雪松离职,来自诺安基金的刘东接替,担任博时基金总经理助理。10月开始,刘东已以总助身份出席行业会议。博时基金子公司的筹备组长,也正是刘东。
此前一直在北京办公的他,10月在广州、深圳频繁出差。博时基金的子公司拟设立在深圳,目前刘东团队刚刚商讨确定子公司英文名称。“人才决定业务方向,有什么样的团队、什么机制、什么风控管理,就做什么样的业务。”刘东说。
与博时基金同在一栋楼的另一家基金公司——招商基金,也正在筹备专户子公司事宜。招商基金许小松是第一批对子公司筹备产生触觉的高管,早在三季度,许小松就已经召开过数次公司会议,讨论子公司未来发展事宜。
“我的第一战略已经基本完成,第二步战略还在想,还不适于对外讲,但应该会在专户和人民币这一块。”许小松说。
此外,另一家背靠银行股东的基金公司——民生加银,也在筹备子公司事宜。“肯定会考虑充分发挥股东民生银行的优势。但是具体的事宜,等过一阵子才能确定。”民生加银总经理俞岱曦在11月7日对记者说。
身处帝都北京的嘉实基金、工银瑞信基金,都已经提交了子公司申请批文。华夏基金、南方基金、易方达基金等也正在讨论中。不少规模在数百亿元的基金公司,也正在风风火火地开会讨论事宜。
一场子公司筹备战役在中国公募基金行业正式打响。这场战役,决定着未来一片蓝海的归属地段。
按照子公司暂行办法,基金公司子公司的注册资本不能低于2000万元。
易方达基金总经理刘晓艳清楚地认识到,子公司在前几年肯定是不赚钱的。易方达拥有足够的资本金,但这项子公司管理必须维持直到它成功盈利。
“我不会设立全资的子公司。信托业务也好,PE业务也好,已经有机构在这些业务上摸爬滚打了十几年。只是对基金公司来说,这是新的。股权结构里有其他机构的力量,对子公司发展反而更好。”刘晓艳说。
南方基金总经理高良玉却对子公司业务拓展有自己的担忧。
“业务创新上,大家想往前端走,做PE、做VC,做实业投资,但团队可能有限制,这些不是基金公司的优势所在。毕竟基金一向优势在于权益投资、固定投资,基金创新要扎根于自身的长项,思考下跌市场中的机会,对不同层次客户提供什么服务,怎么去发展更好的产品,提供收益。”高良玉说。
此前,行业“老十家”基金公司的总经理们,包括招商基金成保良、博时基金肖风、易方达基金叶俊英、华夏基金范勇宏等人先后离开公募基金行业,有人士直指,是因为基金始终未能实现股权激励,迫使这一群元老离去。
范勇宏的亲密伙伴去年在北京一座破旧不起眼的宾馆房间里注册的空壳公司被曝光,也成为其与股东摊牌的重要原因。
有基金行业研究学者在听到子公司暂行办法时说,这将为基金业实现股权激励带来曙光。
然而,更多的基金高管在私下里讨论股权激励时提到:“不是上市公司,没有流动,这个股权有价值吗?”
高管们知道,假如现在的股权需要自己出资购买,这样一份没有流动性、难以变现,甚至存在贬值风险的投资,并不能实现激励。“等于你还借了些钱给基金公司做注册资本金,不收利息,等着几年以后亏本或者赚些小钱。”一位基金高管直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