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再直白一点，策略也可以理解为一种赚钱方式。归类市场赚钱的方式，有人把它归纳了4种。其一是“翻底盘”，做内幕消息，某种角度，这不合法；其二是看技术趋势；其三是自下而上找个股，依靠具体企业的成长获取收益；还有就是自上而下做“大模样”，寻求仓位变化和不同周期阶段的行业轮动机会。大多数情况下，如果你能战胜市场，往往是精通其中一项，同时也多多少少杂合了其他的策略方式。

而从操作层面上，策略也是一种预判和应对。当然预判什么和应对什么，更多带有市场参与者的某种信仰。这种信仰在实践操作中由参与者自身的盈亏结果反过来不断得到强化。就观察的市场参与者，在做具体的策略操作中大部分还是相信两个基础认识。一、经济是有周期的；在不同经济周期阶段，具有不同的大类资产配置机会和不同的行业个股的选择机会。二、市场是弱有效的；从较长时间看，市场总与经济或行业的发展状态相对应，但在短期内却并一定立刻相对应，尤其在我们这样新兴加转轨的市场中；这也是策略有操作空间的一个原因。

策略既然可以理解为一种预判，首先最重要的是需要预判未来阶段的经济格局。从过往A股市场的表现看，每一种经济格局或者态势大概率地决定了市场的走势和行业的表现差异。

例如，98年到07年上半年，经济经历了长达10年的增长周期，但其间也有不同特征的短周期。其中02年下半年到04年初是经济再复苏阶段，例如03年相对应的那些处于瓶颈的行业电力、港口、石化表现积极，乃至04年初的煤炭。而04年初开始调控并持续了快1年，强周期行业处于明显回落，而出口和国内消费依旧旺盛，其结果出口和消费类行业表现抢眼。05年下半年到07年上半年处于新的短周期强势回升。其间最明显的是从中游强周期行业，演绎到资产类行业包括中上游和金融地产。07年下半年到08年底，经济见顶后在外围金融危机下急速冷冻，对应的市场在仓位和行业上无一幸免。08年底到09年中，在4万亿刺激下，经济出现短期强势反弹，随之强周期行业和资产类行业强势表现；但经济强势反弹短暂，其结果09年中就进入滞胀阶段，行业随之转到消费类和成长类。到10年下半年，由于地产调控加紧，并逐步见效，经济进入明显地衰退阶段，其结果是11年大部分行业经历了估值的急剧压缩，只有低估值的行业据有相对超额收益。11年底随着经济持续下滑，政策出现逐步放松，但幅度不大，其结果在政府托底下，经济经历3年多下滑后，在12年Q03出现短期企稳回升的迹象；与之相对应的，12年从早周期行业逐步往中游周期类行业尝试，但弱周期的特征又使得周期类行业的表现多集中在优势企业中。

当然回顾过往经济格局和市场的对应表现是容易的，而预判未来依然是不容易。从操作层面看，预判未来阶段的时间，可以是一年左右，太长了，变数增加了，太短了，又陷入高频数据的噪音中，同时一年左右的时间跨度也与政府的年度经济计划相适应。另外，预判经济格局尽管并不需要太精确的经济数据，但需要经济数据的变化趋势，同时，最好能在总量的宏观数据和中观的行业数据上得到相互的验证。

策略如果单纯是预判未来阶段的经济格局，则就由宏观研究员操作即可，但实际观察看，经济格局更多决定市场的多与空的方向，而实际的幅度和时间则往往是来自诸多因素的叠加。这些因素有内生的，也有外加的，尽管某种角度不是核心因素，但他们叠加下的市场共振也会产生重大影响。因此策略的另一主要任务就是预判能产生共振的这些因素的状态和趋势。

这些能产生共振的因素有不少，而主要有四个。一是政策因素。政策因素包括直接的市场政策和经济政策。市场政策更多是制度性政策，但也会影响股票市场的筹码供求关系，以进一步影响估值中枢。而经济政策包括货币、财政乃至各类制度性政策。由于政府在经济中的地位，这些政策往往会演化成为内生因素。

二是流动性因素。流动性有时候是个宽泛的概念。它既包括实体经济的资金状况，也包括具体进入股票市场的资金供给。观察流动性的指标有很多，总体上包括量(资金额)和价(资金成本)。流动性如同水，它会在不同资产领域流动，促使其流动的是资金的预期收益率。但“水”有多大，这取决于政府的判断，是个外生变量，但同时也是个内生变量，政府的判断也是来自不同经济阶段经济的自身规律使然。流动性对股票市场最大的影响是估值中枢的变化。

三是估值因素。尽管估值名义上可以从企业的自由现金流折现计算出来，但大多数时间下估值是模糊的，有很强的主观性，更多是市场参与者的预期和当时的资金成本所驱动。不过，在市场或者企业的估值处于历史的两端时，估值存在着自我回复的约束。这种估值的特性至少对阶段性的市场趋势判断具有支撑作用。

四是风险偏好(市场情绪)。风险偏好更多情况下是同步指标。它是经济预期和资金供求的综合结果，但风险偏好趋势一旦成立，具有一定的惯性。

其实，这些共振的因素，市场参与者都有自己的认知，但困难的地方是需要判断当时这个阶段何种因素的权重最大。

正因为判断未来阶段的经济格局本身就有难度，再加上需要评估诸多相关的共振因素的影响大小，结果，策略在预判上往往会出现与实际的较大偏差。我们经常发现卖方(其实也包括买方)在每年的策略预判与实际的市场运行大相庭径。因此策略除了预判，还需要的是应对。

策略应对本质就是再观察和再修正。首先就是观察经济格局的演绎是否变化，观察原先的假设和分析要素的变化，包括要素之间的轻重缓急的变化。总量数据往往带有逻辑上的先导性，而随着时间的演绎，可以由中观数据进行验证，但如果根据中观数据来同步验证，就会失去股票市场的投资机会，至少是失去了一部分空间。因此在策略上需要先推导先尝试，再进行观察和验证。

其次，策略应对还需要修正基本面和市场反应之间的映射关系。即使经济的基本面没有太多的变化，但随着市场对经济预期在股价上做出反应后，后续的共振因素在影响大小上也会出现变化。如果股价的反应超出了对经济格局的认知，要么需要重新观察经济的变化，重新修正，要么就需要修正市场的过度反应。这就好比当下的经济复苏预期，强周期行业在盈利回升预期下做出第一次的估值向上修复后，如果还有继续的表现，则需要经济数据乃至中观数据的继续兑现，否则，即使强周期行业继续得以表现，最终还是会受到经济回落或者政策调控的压制。

其实每一位市场参与者就是策略分析师，也都是立足于自身的特长，在投资过程中进行预判和应对。而在我们这样的新兴加转轨的市场中，策略经常纠缠在制度变革和经济周期的平衡取舍中；这加大了策略的难度，但也不无是一种投资的魅力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