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权胜：从需求端来看，随着人口老龄化程度的进一步加深和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居民对医疗服务水平的要求不断提高。

从供给端来看，目前我国的优质医疗资源过于集中，东南沿海和中西部地区之间、大城市和基层区域之间的资源分布极不均衡，加剧了供需矛盾。

从政策角度来看，国务院最近印发的《关于促进健康服务业发展的若干意见》提出要扩大医疗服务供给，鼓励社会资本投入医疗服务行业，特别提出对社会资本进入医疗服务行业实行“非禁即入”以及与公立医疗机构同等对待等意见。这些措施将极大地促进社会资本的进入，带来医疗服务行业的大发展。

证券时报记者：近期复星医药、康美药业、恒大地产等上市公司进入医疗行业，对于产业资本进军医疗行业怎么看？

李权胜：社会资本投资医院的加速态势与上面提到的政策红利的释放密不可分。但医院建设的回报周期很长，因此对已有的成熟医院进行并购，利用资金和管理优势对其进行建设和改造，可行性更强。此外，由于种种原因，现有的公立医院在医生资源、病患信任感、院址选择等诸多方面相对民办医院都更有优势，在目前政府试点公立医院改制的背景下，以国有企业办医院作为突破方向，是一种不错的选择。

证券时报记者：在中国医疗体制改革的背景下，医药行业和医疗服务行业各自将会受到哪些影响？

李权胜：大家所说的“新医改”主要有五方面的改革：推进基本医疗保障制度建设、初步建立国家基本药物制度、健全基层医疗卫生体系、促进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均等化、推进公立医院改革试点。简单来说，就是少花钱多办事，保障居民的基础医疗需求。

在这一背景下，医药行业内部也将产生很多结构性的变化。例如，基药制度无疑影响非常巨大，基药招标中降价的负面影响和增量的正面影响是每个药企都需要反复权衡的事情，质量、成本和基层销售能力综合能力强的医药企业将受益；在医保资金有限又要保障基本医疗需求的要求下，未来同类产品较多，竞争激烈的品种其利润空间将被压缩；单纯的“高价利益品种”将遭遇压力，而有创新性和实际疗效的产品能够维持利润水平。

对医院来说，加强基层医疗卫生体系建设将有利于县级医院的发展；取消药品加成将在一定程度上切断药价与医院利润之间的联系；总额预付和按病种收费的将有助于医院合理规范处方，控制医疗费用；鼓励社会资本进入医疗服务领域将带来更多竞争对手，对医院的管理和服务水平提出了更高要求。其实，整个医疗体制改革的关键节点在于公立医院改革，目前以药养医、过度医疗等问题的根本原因是医生被限制在了公立医院体制内，无法通过市场对医生价值进行定价。但公立医院改革必将触及多方利益，政府当下鼓励社会资本参与提供医疗服务，也是在鼓励医疗服务供给端多元化的同时，通过引入市场机制，倒逼推进公立医院改革。

证券时报记者：作为二级市场的投资者，未来投资医药和医疗服务行业的逻辑是什么？具体到医疗服务行业细分方向是哪几块？

李权胜：作为二级市场的投资者，应该选择符合未来行业发展方向的标的进行投资，关注老龄化、城镇化以及疾病谱的迁移这三个结构性驱动因素。

具体到医疗服务细分行业，则包括医疗保健机构(如各类综合/专科医院和体检中心)、专业服务机构(如诊断服务外包商、研发服务外包商、医院管理公司等)。

证券时报记者：日本、韩国、台湾地区以及香港地区医药和医疗服务行业发展经验对我们有哪些值得借鉴的经验和教训？

李权胜：这些地区都是以适当的医保支付方式作为调节手段，通过让医疗资源市场化，达到医疗资源的充分供给和合理分配。

以台湾地区为例，台湾健保体系以较低的费用使民众享受到了医疗卫生服务，主要是通过严格的总额控制、医疗资源的市场化供给以及医院自主采购药品耗材等方式，目前来看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其实台湾在1977年以前也是公立医院占主导地位，也存在以药养医、过度开药等种种弊端。但随着放开民营经营医疗机构，允许医生自由执业，大量民营资本涌入医疗服务行业。由于民营医院无论在利益导向、医生待遇还是在医药产品采购方面都很市场化，因此医疗资源得到了充分的供给和合理的分配。且由于医疗供给的大大增加，在合理的健保支付制度下，各家医院为了利润和市场，有很强的动力降低费用同时提升服务水平，病人的满意度也很高。

参考台湾地区的经验，我们认为，内地未来的发展方向也是将医疗供给市场化和医生自由执业，从而带来医院竞争降价的压力和医生阳光收入的提高。此外，建立完善的医保给付制度，并给予医院自主议价权，从而使药品从医院的收入变为成本，挤出回扣运作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