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静指出，我国曾于2001年时就尝试过推行CDR投资，于2016年重启了CDR投资的研究与讨论，后于2018年对CDR交易的基础性制度做出明确规范，并在2019年借助科创板设立契机再次重启试点。2020年以来，CDR投资则再获政策支持，比如近期发布的《深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综合改革试点首批授权事项清单》中就明确提到，“完善创新企业境内发行上市制度，推动具有创新引领示范作用的企业发行股票或存托凭证（CDR）并在深交所上市”。

　　基于此，王静表示，有理由相信，本轮CDR推进的市场环境已相对成熟，可以预期未来有更多优质的企业通过CDR方式登陆A股，估值体系和研究方法也会与国际更加接轨，A股国际化进程进一步加快。

　　王静说，CDR加入公募基金投资范围后，有望为基金组合带来投资机会，积极参与CDR发行和二级市场交易，对投资收益有正向影响，CDR打新也可为基金组合贡献一定超额收益。但是，“CDR投资也会对科技型企业的估值认知提出了进一步挑战。未来，随着科技股的标的日益丰富，企业估值也有可能会产生分化，因稀缺性而带来的高溢价或许会降低，标的研究要深入到公司技术、产品、客户等方面的核心竞争力挖掘上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