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正义被称为“亚洲巴菲特”,曾因早年押注阿里大赚千倍的投资神话而风光无限。如今,他的日子也不好过。眼下,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压力。
阿里巴巴第一大股东软银集团于5月18日公布了2020财年业绩,净亏损高达9616亿日元(约90亿美元),创成立以来最大亏损。在业绩说明会上,软银董事长孙正义反复强调新冠疫情对软银巨大影响,并不确定公司情况何时可以明朗。
为展开自救,软银计划利用阿里巴巴股权融资1.25万亿日元(约合115亿美元;约合816亿元人民币),而阿里巴巴创始人马云将在6月25日股东大会上辞去软银董事一职。根据阿里最新的财报,软银持有阿里25.2%的股份,以5月19日股价计算,市值高达1455亿美元。即使减持115亿美元,软银仍是阿里的第一大股东。
新董事会是否能解救软银?
在发布年报的当天,有媒体称,软银将出售其持有的相当比例的T-Mobile公司股票予德国电信公司。如果交易达成,德国电信公司将持有超过50%的T-Mobile的股份。
这项出售距离宣布T-Mobile与Sprint完成合并仅过去一个月。一个月前,在旷日持久的拉锯战后,美国司法部同意T-Mobile收购Sprint,后者是美国第四大电信公司,收购前软银持有其超过80%股份。在合并后,软银持有新T-Mobile 24%的股份。
软银希望在电信运营商中拥有自己的话语权,不过由于资金紧张,软银不得不将这份战略资产受让出去,由战略投资人转变为财务投资人。
这是软银回购计划的一部分。今年3月,软银集团宣布了一项410亿美元的资产出售计划,通过出售140亿美元的阿里巴巴、T-Mobile等资产以提升股价。而就在2019年年报发布的当天,软银方面又扔出了一个规模达5000亿日元(合47亿美元)的股票回购计划,加上此前2月宣布的同等规模的回购计划,软银的回购计划规模将达到10000亿日元。
推动这项回购计划的是一个被外界认为激进对冲基金代表的Elliot Associates。今年2月,Elliot Associates增持软银集团超过25亿美元的股份。据媒体报道,Elliot Associates的创始人Paul Singer要求软银集团至少回购200亿美元的股票,并提高治理水平。
虽然孙正义表示欢迎Elliot Associates的投资,但是两人还不能称为关系密切的朋友。不过这对于制衡孙正义此前在董事会的一言堂局面来说,仍能起到关键作用。
Elliot的创始人Paul Singer扮演的是过去柳井正的角色。软银集团和优衣库在同一年上市,柳井正从2001年开始就担任软银集团的独立董事。柳井正比孙正义大8岁,两人在现实生活中却是很好的朋友。两人都有着改变世界的野心,也曾轮换坐上日本首富的交椅,不过柳井正对于风险更为谨慎,常在软银集团的董事会中扮演着刹车的角色。
但当软银愿景基金在投资上开疆拓土,投资的盘子和需要管理的被投企业越来越多时,柳井正却愈发担心,最终选择了离职。
柳井正此前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当时选择成为软银集团的独立董事,是为了让软银在规模不断壮大时也具有匹配大公司的文化。而目前看来,柳井正的离职或许也是同样的原因。而在2年前,Nidec创始人、首席执行官Shigobu Nagamori辞任软银独立董事,其一向以敢于谏言著称。
据媒体报道,柳井正离职后,软银集团只剩下两名外部董事,分别是三井物产董事长饭岛彰己及东京大学人工智能教授松尾丰。
不过善于反思的孙正义没有让软银集团董事会走向更加失衡的地步。
在即将到来的新一届董事改选中,软银集团将提名三名新董事,之后软银集团的新一届董事会人数将达到13名。新增的三名董事包括软银集团CFO、CISO、副总裁Yoshimitsu Goto,华登国际总裁、铿腾电子科技CEO Lip-Bu Tan,早稻田大学教授Yuko Kawamoto,后两者为新增的外部董事。
而软银集团CFO的加入也将为软银和孙正义实现改变世界的野心提供更为接地气的财务建议。
孙正义还是科技界的巴菲特吗?
孙正义曾在2016年成立千亿美元愿景基金时说,他的目标是成为科技产业的沃伦·巴菲特;软银的目标是成为科技产业的伯克希尔·哈撒韦。彼时,软银集团正通过大手笔的并购快速扩张。WeWork创始人亚当·诺伊曼便是在此背景下遇到了孙正义,拿到了44亿美元的首轮投资。但似乎从WeWork折戟后,软银集团和其领导者孙正义身上的光环便一圈圈褪去。现今,软银经营的巨额亏损、马云的退出、董事会老将们的辞任,这对于目标是科技界沃伦·巴菲特的孙正义,还能重回巅峰吗?
“孙正义攥着愿景基金的千亿美元募资告诉诺依曼,在战斗中,疯狂比聪明更好。而WeWork还不够疯狂。”在媒体事后的报道中,对于两人的会面总是津津乐道。有数据显示,从2009年到2018年,经过一系列大手笔的投资并购,软银集团的总资产增长了8倍。
然而,成也萧何,败也萧何。疯狂的扩张给WeWork埋下了巨亏的隐患,也让软银的投资走上了厄运。2019年财报显示,2019年软银集团经营亏损1.365万亿日元(约127亿美元),略多于4月份业绩预告的1.35万亿日元。这样创下了软银自1994年上市以来最大的年度亏损。
这其中,亏损绝大部分来自愿景基金,2019财年愿景基金的投资亏损为1.8万亿日元。软银解释亏损的原因,一是Uber、WeWork的公允价值大幅下降;二是在新冠病毒爆发后,其他投资组合公司的估值在最近一个季度也出现了急剧的下降。财报显示2019财年愿景基金的投资损失构成为:Uber损失52亿美元,WeWork损失46亿美元,其他投资损失75亿美元。此外,愿景基金投资的卫星运营商OneWeb已申请破产保护,酒店运营商OYO也在疫情期间遭遇重创。
在市场周期上行时,债务也许不是问题。但当市场处于下行期,叠加疫情这只“黑天鹅”,债务将是大问题。就在今年3月,标普和穆迪接连下调软银集团的信用评级。标普将软银集团的评级展望调整为负面;穆迪则将软银集团的评级连降两级,从Ba1降至Ba3,展望为负面观察。
有华尔街的分析师们表示,孙正义为了愿景基金的千亿规模,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在估值泡沫破裂后,其风险开始暴露。然而不久前,孙正义在接受媒体采访谈到愿景基金目前的困境时称,这不是他第一次遇到困难,而且与过去的那些困难相比,愿景基金的困难根本不值一提,“就像小孩子的游戏”。
不知这一次,科技教父能否从这场“游戏”中全身而退。
(文章来源:胡润百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