炒楼、炒煤、炒地、炒棉花……在强烈的通胀预期和银行信贷资金紧缩的2010年，浙江充裕的民间资本，注定是活跃在水柱尖端的抢眼符号。
此起彼伏的同时，溅开的水珠所爆发出不断膨胀的力量该何去何从，依旧迷茫。
自有的资金
炒房、炒煤、炒商铺、炒棉花、炒石油、炒油田、炒车、炒电、炒大蒜、炒绿豆……浙系资金，被贴上一个“炒”字标签，在这些领域中不断留下传说。
上述这些，无不是今年国内外的财经大事件，浙江的民间资本出没于这些可能带来高回报，同时也蕴含着高风险的领域，追求一切可乘之机，逐利疯狂。
2010年末之际，资金市场更显紧迫，但浙商资本房地产业投资的步履，却丝毫不见回落。2010年11月29日，温州拍出高达37亿的地王，之前，宁波、杭州也地王频出。市场传言，背后都是民资。不仅住宅用地、商业用地，浙系民资正开始低调布局工业用地。
“我们投资的资金，基本都是自有的，没向银行融资。”浙商张正西告诉记者。
张是正立建设有限公司的老板，这家工程基建领域的企业正带领一批具有制造业背景的浙商，组建联盟体式的战略性财团，在全国范围内介入工业地产领域。
“只要是好项目，我们不怕没资金。”这是财团成员的共同说法。
的确，在这个领域，之前就有大批的浙商开始涉足。除了张正西在成都以5000万的资本半年时间运作成功一个类似项目外，在北京、石家庄等处有企业布点的浙商，也有大批资本介入工业地产领域。
如北京浙江商会副会长陈俊，他连续跑了十几个城市，寻找适合投资建设的产业园区。目前，许多浙江商人开始抱团在廊坊投资建设以服装加工业为主的2万亩产业园区，总投资额达300亿元人民币。
工业地产只是浙商资本的一处投资出处而已，今年在能源、金属、农产品（000061）等价格飙升领域的背后，他们的资金同样显得异常活跃。
棉花是又一个代表。曾在国内期货实盘操作大赛中获第一名的一名操盘手，曾经就以50万的资金入场，翻到2000万后成功“清盘”。
“他手头可调配的资金，不下10亿。”有知情人士透露，而该名操盘手的资金均来自浙江制造业、房地产等领域的民营企业资金，“今年银行基本是对这些企业停贷了，资金都是自有的。”
区域融通加剧
“获得银行贷款难度增加，企业要生存或者发展，自然会寻求民间资金。”义乌一名小商品市场的供应商金老板认为。金是温州籍人士，在义乌小商品市场经营了十多年，一直在制造领域经营。直至2009年下半年，他开始介入温州市场的寄售行。
“资金也是个市场，”金老板认为。2010年，限电导致生产不正常，他的闲置资金就进入了民间借贷领域。他坦承这个行业虽然不是事业发展方向，“但来钱快，以此养活主业，先挺下去再说。”
2010年，义乌一带的借贷资金价格一路飙升，从年初的月息1分（即年息12%），到年终的2分（年息24%）。而现在，因揽存压力连银行也都在抢民间资金了。
危机后的浙江，当地政府对区域经济重塑的核心是提升为主题，浙江把“大平台、大产业、大项目、大企业”建设作为经济工作的突破口，这标志着经过金融危机的洗礼，以前以“低、小、散、活”的民营经济著称的浙江开始迈入大企业时代。
由于需求方的驱动，民间资金的市场功能越来越重要起来，民间借贷已走出了原本建立在一定地缘和亲情上的模式，出现了区域间的全方位流动。这首先表现在浙江区域内的浙西模式和温州模式的融通上。
促进这种融通的，主要是身处两大核心区域的金老板等人。因他们的两地穿行，区域之间的民间资金拆借开始频繁。
2010年之前，浙西模式的表现形式是密集性的街头寄售行等，而温州模式则是以规模稍大的担保公司和投资咨询类机构吸纳或发放民间借贷资金。
顺势而为，而非炒作？
“几乎所有的商会，都有负责人在一家借贷公司。”浙江一名商会人士说。
浙商几乎遍布全球。在国内，不仅一线城市有商会组织，二三线城市或者县域之间，都有浙江商会分层网络。这些商会人士如同金老板一样，在浙江与企业落点的区域间密集穿行，如同是一个渠道，将资金在浙江汇集，再散布。
“几乎每月都有私募或者基金找我们谈募集资金的事。”浙江区域内一证券公司高层透露。
民间资本集中在某一行业、某一领域、某一地区的快速进出，虽然是市场选择的结果，但也存在着极大的不确定性风险。
2010年3月，温州商人汇聚在上海崇明岛上，探讨民间资本的方向问题。会上，温州商会会长郑胜涛关于“民间资本，是陷阱还是商机”的迷茫咏叹话音未落，农产品、能源、金属领域的布局已悄然启动。
“那实际上不是一次炒作，只是顺势而为而已。”介入棉花领域期现货市场并成功获利的一浙商告诉记者。
他透露，包括他在内的浙商团早在2009年就开始调研国内棉花市场了。他们到新疆棉农的种植基地，了解他们的产出情况。以2010年初国内的干旱和水涝等自然灾害为触发点，他们开始筹集大量资金潜入棉花期货领域，至2010年11月的农产品和金属市场大跌前，陆续获利出场。
“低迷一段时间又如何呢？”曾经2010年5月的房地产调控中险些崩盘的一浙江开发商透露，他在黄山开发的一个楼盘，当时和银行谈好的500万开发贷，突然中止了。他马上到台州去推介融资，一个月没到，就收到近1000万购房款，而且还不需要利息，“融资速度抵得上高铁了。”
2010年，浙江资本通过各地的商会组织，与区域外的对流由此出现异常的活跃，温州区域则是一个比较典型性的标本。
中国人民银行温州中心支行的“民间金融活跃指数”监测报告显示，2010年的前三个季度，区域内的民间金融交易样本的规模根据样本粗略估算大致为800亿元。这个数据，虽然相对保守，但较之三年前同样测算模式下的600亿，增加了200亿。而且，通过对典当行、小额贷款公司、个体借贷者等综合监测所得的利率已超过23%。
“个人借给企业的占比越来越大了。”参与调查的人行温州中心支行人士透露。
“产业资金转向房地产投资的说法不是完全正确的。”温州民间资本服务中心人士认为，其实，很多实业领域的资本都横跨投资、金融领域，“而他们的资金原本就是互通的。”
“实业不景气的时候，更需要资本投入提升品牌竞争力。”同时涉足制造业、创投领域的林阿信告诉记者，“不应该就这么简单地解读为产业资本转移。”
“狂躁”借贷
凶猛的浙商资本逐利而居，但政策之水，既能将其变为寸土寸金的聚宝盆，也可以将其变为一湾泽国的价值洼地。
这种趋势中，不和谐的因素也在滋长。一场“地毯式”打击非法民间借贷的风暴正在浙江省宁波市宁海县掀起。
“房地产调控，工厂被限电，物价又在猛涨，我们的资金该怎么去保值增值？”一名吴姓人士在警方审讯中诉苦。
引发这场风暴的，就是宁海县最近爆发出的民间借贷组织——“日日会”，已有118名会头、牵涉到近千民众，其中838名会员已经投案自首。
不仅宁海如此，浙江的温州、台州、义乌、丽水等等，均都非法集资的案件发生，且呈递增趋势。
以台州市天台县人民法院为例，今年至10月份，就审结了500余起民间借贷纠纷案件。法院的相关经办人士透露，民间借贷有的月利率已达4%甚至5%，年利率为48%到60%。
另外，法院人士进一步总结，民间借贷的放贷人除有少量闲钱的中产阶层外，主要由三部分人组成，一是由实体经济退出的企业主；二是由股市退出的投资者；三是近期由房市退出的投资者。
“需要监管部门的引导，而不是打击。”浙江的PE界人士林阿信等人强调了当地的民间资金市场应“疏”重于“堵”，而资金获利则是天性，无可厚非。
2010年5月13日，国务院《关于鼓励和引导民间投资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公布。这一被称为非公经济“新36条”的文件，露了一丝曙光。
“新36条”对改善这种民间资本投资的作用究竟有多大？新开放的垄断领域能否真正赢得民营资本的信赖，并引导民营资本化蛹为蝶？
“现在的方向，还是比较迷茫。”林阿信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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