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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2010年，最能概括中国的是什么词？太多了，不过有一个词不会有争议，就是“钱多”！
开闸放水，汹涌澎湃，奔腾不息。民间资本不入大雅之堂，借货币泛滥之威，凶猛出击，“炒”字立身，一片喧嚣。地方金融血脉不通，民间投资则无法疏通。如何引导资金回归实业或叫产融结合，这是一些人的梦。
中国故事魅力不减，经过2008-2009两年，全球惊叹旷世逆转，热钱汹涌而至，全球每个对冲基金经理都有一个梦，那是萦绕着璀璨金光、镶嵌着钻石火彩的“中国梦”。
每个人都有一个梦，不过，梦和梦不同。
（李振华）
时隔十四年，曾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狙击港元泰铢而兴风作浪的投资大师索罗斯，再度“回归亚洲”。香港第一高楼国际金融中心IFC二期35层，即将成为他在亚洲施展“魔力”的新据点。
跟随索罗斯而来的，还有众多形形色色的国际对冲基金们。
次贷危机爆发后的全球经济增长“西方不亮东方亮”，促使嗅觉敏锐的对冲基金加快布局投资中国的步伐，尽管他们面临的是相对严格的金融监管环境与资本跨境流动管制，但他们还是找到“灰色的”生存地带，续写着他们执着的“中国淘金梦”
掘金“股指期货”
香港第一高楼国际金融中心IFC二期35层的梯拐角处，电梯旁指示牌标注的“SFMHK Management Limited”，似乎在告诉所有路人“索罗斯将再度回来。”
香港证监会资料显示，2009年3月在港注册成立的索罗斯旗下基金SFM HK已在当年11月1日获得香港证券及期货事务监察委员会（下称“香港证监会”）颁发牌照，尽管SFM HK目前只能向机构投资者提供服务，且不得持有客户资产。
但在这间约400平方米的办公区里，却“容纳”索罗斯近80亿-90亿美元的投资资金，他是否还会重演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的“威慑力”，足以让多数亚洲金融投资机构“绷紧神经，屏住呼吸”。
“索罗斯还能重演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的威风八面吗？IFC顶楼可是香港金管局的办公室。”香港对冲基金经理梁健超半开玩笑地调侃着索罗斯重回亚洲的处境。
至少，索罗斯在中国境内的投资已面临“重重监管”。
“现在索罗斯基金在中国境内的投资额约在30亿元人民币，主要投资股市。但从资金流入到投资交易明细，都受到监管部门的监管。”一位知情人士透露。
相比索罗斯基金重回亚洲的“树大招风”，更多“未被纳入监管”的对冲基金们却已在中国活得有滋有味。
在上海一座高档写字楼的12层办公室里，数台电脑高速运转着，不到5分钟便跳出近百次股指期货近远价差买进或沽出信号，尽管这些信号最终转变为交易指令，是由一旁的三位量化投资交易员人工下单。
“主要是受到中国金融交易所对高频交易的限制，我们只能选择某些成功概率偏高的量化投资套利机会。”这间办公室的主人国内一家投资管理公司负责人张伟鹏直言不讳告诉记者，“我们基本是严格按照境外出资方的要求，多数资金参与股指期货近远月的量化套利投资，但也会操作铜铝农产品等大宗商品期货的跨地跨期套利投资。”
他所说的境外出资方，是一家美国中等规模（约4亿美元）的对冲基金公司。2009年底，这家对冲基金公司合伙人专门召开一次会议，决定拿出最高3%基金资产投资“中国”。基于中国人的“特殊身份”，张伟鹏便从这家对冲基金公司量化套利投资研究员摇身变成“中国区首席代表”。
只是，他并不知道数百万美元的资金是如何流入中国。
“听同事说是经过经常项目（通过跨境贸易），也有一种说法是从资本项目（外商直接投资FDI）进来。但资金跨境往来的结算主要由专人负责管理，我只负责在中国投资股指期货。”不过，他还是从一些已在中国开展投资业务的欧美对冲基金同行处了解到比较常见的资本腾挪方式，即境外对冲基金公司先和一家国内公司合作，前者将一笔美元资产存进后者指定的账户，后者再将对应的人民币资产打到前者在国内的资金账户，双方同时还得签订相应期限的人民币互换合约，为人民币融出方规避人民币升值或美元贬值的汇兑损失，当然一份投资收益分成协议也不可或缺。
“很多欧美对冲基金都是通过上述模式投资国内股指期货投资，其中包括一些与高盛、摩根大通有业务往来的国际对冲基金。”一家国内期货公司国际业务部总监告诉记者。至今他接触过的最大一笔境外对冲基金在国内股指期货的投资额度达到300多万美元。
记者调查发现，这些境外对冲基金在境内必须“改头换面”，多以国内投资管理公司或个人账户开设股指期货账户，而张伟鹏便是其中一份子。
不经意间，针对国内股指期货的各类量化套利投资，也成为国际对冲基金涉足国内股票市场的“热土”，目前，境外资金占股指期货交易资金额的约30%。
“多数国际对冲基金在国内股指期货的投资额都是千万元人民币以上，相比国内散户投资者的资金额更高。”张伟鹏表示，“甚至个别同行还把国际流行的130/30投资法则带进来。”
所谓的130/30投资法则，即对冲基金先将所有资金买进沪深300指数基金或ETF产品，再以这些投资组合作为质押，向相关证券投资同行融到相当于质押资产30%的资金，在股指期货市场沽空，由于股指期货的杠杆效应，一旦股指下跌，沽空的收益足以弥补持有ETF的投资损失。
“据我所知，一些建仓时机把握不错的国际对冲基金现在浮盈都在30%-40%以上。”张伟鹏指出，相比之下，他所在的量化投资投资组合收益约在20%，但为了确保量化套利投资达到预期收益，他也不得不采用多开个人或公司账户的分仓操作方式，在规避相关监管部门对高频交易监管要求同时，多账户操作的不便利时而也“抹杀”部分投资收益。
“这只是中小型对冲基金的做法。”一家美国大型宏观经济型对冲基金经理语气略有不屑，“包括GLG、MAN GROUP等全型大型对冲基金都通过买卖在香港发行的安硕新华富时A50ETF影响国内股指走势。”
相比ETF基金主要投资股票，安硕新华富时A50ETF并非直接买入A股，而是透过一种名为CAAPs(China A-Shares Access Products)的衍生金融工具，通过QFII额度间接投资A股。在香港，A50ETF的两家做市商花旗和巴克莱银行同时发行有关新华富时A50成分股的CAAPs，提供给海外机构投资者买卖。
但在中国央行连续采取货币紧缩政策的2010年11月，安硕新华富时A50ETF便成为对冲基金沽空中国股指的最大武器。仅11月12日与15日两个交易日，A50 ETF沽空额分别占总体港股沽空额的10.77%与10.85%，沽空金额分别占当日成交量的20.96%与16.62%。
“A50ETF异动就像是一个信号，随后几天一些对冲基金也开始沽空国内股指期货与蓝筹股，导致2009年11月15日前后上证指数大幅波动。”张伟鹏表示，“据我所知，有些欧美对冲基金已研发了能在香港与内地两地股指期货同趋势操作的多种量化投资套利模型，投资金额通常都在千万美元以上。
中国需求投资论
对冲基金掘金“中国经济高增长”，绝不仅仅局限在“股指期货”套利投资。
在张伟鹏所在投资管理公司的隔壁一间办公室内，三位白领每月领着可观的薪水，却重复一项看似简单的工作将每天收集的中国重要经济数据与重大财经政策事件全部译成英文，必须赶在21点（美国股市期市交易时段）前发到张伟鹏所在对冲基金公司美国总部交易员的工作邮箱。
或许，这三位白领却不知道，自己翻译的若干条简短中国财经资讯，足以搅动全球上千亿美元财富“乾坤大挪移”。
去年12月13日晚，受诺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Lion Fund Management)发行中国首只黄金ETF的影响，COMEX黄金主力2月合约涨幅超过0.95%，是当月以来第二大当日涨幅。
“我们期货交易员一收到这条新闻，就下单买涨COMEX黄金2月合约，但尾盘就基本获利平仓了。”张伟鹏表示。
值得注意的是，诺安黄金ETF首日募资规模为8亿人民币（约合1.3亿美元），尚难以与全球最大的黄金ETF持有价值逾570亿美元黄金资产的SPDR Gold Trust相媲美。
“COMEX黄金价格上涨的确和诺安黄金ETF发行的确存在一定关联性，很多对冲基金以此就认定中国对黄金的购买投资需求有增无减。”一家将30%基金资产买涨黄金期货的宏观经济型对冲基金经理表示。
2009年12月初，他参加了一个在纽约举行的全球对冲基金沙龙年会，发现会场依然弥漫着浓厚的“中国需求投资论”。简单而言，就是如果中国固定资产投资数据或GDP数据好于预期，得赶紧买涨铜铝等大宗商品；若发现中国外管局有大规模增持日本国债或美元国债迹象，迅速力挺日元与美元升值；如果得不到任何来自中国的最新重要经济数据，就将资产配置到农产品与黄金期货，中国无疑正成为全球农产品与黄金的最重要需求国家之一。
这种颇似“傻瓜式”的投资观点，在12月10日LME铜期货市场再度达到“高峰”。当晚中国宣布中国今年铜进口增加约30%后，伦敦LME3个月期铜在对冲基金强劲买盘推动后，相当顺利地迈进“9000美元/吨”。
甚至市场一度传闻摩根大通自营部门联手与部分大型对冲基金公司在12月上旬买进等同于LME近80%铜库存的铜看涨头寸，尽管摩根大通随后矢口否认，但伦敦交易所的交易记录依然保存着“上述不寻常的大举屯铜记录”。
“在沙龙里，多数对冲基金经理依然略带固执地坚信，中国GDP高增长及对大宗商品的需求，将是未来一两年买涨大宗商品的最佳题材，尽管他们根本都无法量化中国需求对大宗商品价格的实际上涨幅度。”上述重仓COMEX黄金期货的对冲基金经理感慨说。
不过，对冲基金们也有“失手”时刻。
“去年10月19日中国央行忽然宣布升息时，我们来不及把这条新闻翻译成英文发到美国总部交易员邮箱，导致当晚我们外汇期货交易员措手不及。第二天总部特意打开电话，要求今后让一位翻译人员加班到19点半。”张伟鹏表示，“12月25日圣诞节央行再次加息，类似情况还是发生了，总部外汇期货交易员只能中断休假，赶紧回来调整头寸。”
面对众多国际对冲基金急需“中国第一手财经新闻”作为投资指引，部分国际媒体公司也纷纷挖掘其中的商机，包括路透等已在境内或香港招募人员，将每日中国重要财经新闻或金融市场动态以英文形式发送到全球各类对冲基金公司交易员的手机，并收取相关费用。
“但这依然满足不了对冲基金公司的需求。我们美国总部交易员希望在最短时间内得到第一手的中国财经政策动向，及中国金融市场对相关新政策的反映。”张伟鹏表示，“这两项资讯，对于远在太平洋彼岸的对冲基金而言，足以决定他们针对中国需求的投资组合成败。”
这也是这家对冲基金公司不惜出钱招募白领及时翻译传递“中国财经新闻”的重要原因。记者还了解到，为了更迅速地了解中国经济数据及金融市场动态，有些欧美对冲基金公司已将“中国籍”合伙人派往中国北京与上海，以此建立最快捷的“信息桥梁”，提高他们所谓“中国需求投资论”的成功率。
自导自演“人民币升值”
张伟鹏是幸运的，众多渴望从人民币升值与经济高增长周期分得一杯羹的其他国际对冲基金公司还被堵在门外。
深圳罗湖口岸，往来香港最便捷的内地口岸之一，如今也悄然成为后者“潜伏入关”豪赌人民币升值的暗道。
在罗湖口岸附件的一幢商务楼里，一家民间货币拆借机构负责人拍着胸脯向记者表示：“只要你现在拿出50万美元存进香港的指定账户，20分钟后你的内地账户便能出现相应金额的人民币资产，但得扣除0.5%手续费及当天人民币卖出价的汇兑损失。”
“现在兑换人民币的需求很高，人民币天天都在升值通道，要抓紧时间，否则我们就没人民币头寸了。”他的左手边甩着厚厚一叠兑换交易单据，以证明这家公司的货币兑换业务诚信度与掌握人民币头寸的实力，右手边忙不迭地拿起手机和另一位客户谈起生意。
“一天前，这位客户要求兑换400万美元，好像是受到一家国际私募投资机构的委托，对人民币到账的时间与资金要求特别高，估计是拿钱抢在某个时间做股票投资。”他解释说。
长期研究热钱流向的广东省社科院教授黎友焕也表示，2009年8月底起，热钱流入的速度和数量流量，是2002年以来最大的。
但是，依靠类似潜伏入关豪赌人民币升值的境外对冲基金并不多。
梁健超向记者表示：“除了投资红筹股与内地企业在港发行的高息债券等，当前国际大型对冲基金公司（规模都在10亿美元以上）主要在香港做多人民币NDF豪赌人民币升值及分享中国经济高增长成果，少数同行则在香港想办法兑换人民币，再投资内地股市期货市场。”
“其中，2009年9月份是对冲基金做多人民币升值的高峰期。”他表示，“当时我们也拿出约300万美元参与做多人民币NDF。”
当时，受到G20峰会要求人民币升值与美国国会众议院通过一项对中国和其他低估货币币值的国家进行惩罚的议案影响，大量国际对冲基金都在人民币NDF市场积极买涨人民币。
“整个9月份，每天对冲基金买涨人民币3个月期及1个年期NDF的资金量都在数千万美元，当前人民币日成交量也就是4亿美元左右。”一家香港银行外汇交易员回忆说，“尤其在9月底，人民币NDF市场基本都是国际对冲基金在自炒自卖，主导人民币升值步伐，多数国内需要套保的企业都由于国庆节休假，基本不大参与人民币NDF市场交易。”
这场由国际对冲基金们“自导自演”的9月人民币升值浪潮，也让他们收获颇丰。当月美元兑人民币汇率下跌近1.9%，几乎创2005年汇改以来的单月最大跌幅。上述香港对冲基金经理也表示：“考虑到我们投资人民币NDF使用约4倍的资金杠杆，仅这项投资人民币升值的收益基本约在8%。”
“但现在对冲基金参与买涨人民币升值的金额相比9月份要低很多。”上述外汇交易员分析说，“年底多数对冲基金得考虑本财年度资金结算问题，提前撤回部分美元低息拆借资金。”
但这丝毫不会放缓全球资金看好中国经济高增长的热情。
中国对冲基金研究中心研究主管锐衍指出：“当前亚洲对冲基金募资情况已得到明显改善，以往多数欧洲投资机构要求亚洲对冲基金至少有1-3年的以往业绩记录，但现在很多来自美国的对冲基金资金（主要是美元利差交易资金）仅仅参考亚洲当地对冲基金经理以往在投资银行的投资业绩，便做出出资决定。”
同时，中国等亚洲新兴市场国家加大货币流动性收缩力度，当地中小型公司难以得到贷款出现偿债危机而出现“技术性”破产状况，反而提高国际对冲基金参与亚洲企业不良债权投资的热情。
“部分亚洲中小型公司质地良好且有发展前景，一旦有新资金进来偿还贷款或盘活企业经营现金流，企业成长性仍然很高。”专注不良债权投资的贝罗斯资本（亚洲）有限公司行政总裁王向燊向记者表示。这家对冲基金已在澳洲与香港投资了数家企业不良债权，投资回报率最高已超过1倍。而在王向燊的日程表里，排得最多的出差日程，将是前往中国内地等寻找新的企业不良债权投资机会。
Eurekahedge数据显示，截至2009年9月底，投资不良债权的亚洲对冲基金净值涨幅达到10.5%，属于2010年以来收益最高的对冲基金之一。
“中国概念股”疯狂
在太平洋彼岸，众多尚未打算将资金投向中国的国际对冲基金们，也不乏投资中国的“热土”。
2000年凹凸科技（OIIM，NASDAQ）在纳斯达克上市路演时，一位来自圣地亚哥的女投资者径自闯进会场，冲着凹凸科技创始人兼时任CEO杜珣弤（Sterling Du）直言质问：“凹凸科技能和Maxim（美国另一家芯片研发生产商）竞争吗？”
“当时美国机构投资者都担心在美上市的中国公司生存问题。”当时杜珣弤不得不以凹凸科技过去5年年均50%-60%的毛利润率努力打消这位投资者的忧虑。
但如今，对在美上市的中国公司生存忧虑的相关问题，已极少在IPO路演时出现。
一位在参与认购当当网ADR（美国存托凭证）的美国对冲基金经理在不久前参加当当网在美国IPO路演时发现“足以让他震撼的场景”台下坐的基本全是机构投资者，包括数家知名大型对冲基金公司都派资深研究员前来参会，而他们提出的最多问题，不再是当当网的生存问题，而是当当网未来数年的利润增幅多高，市场份额能扩大多少，企业高成长高盈利如何兑现。
“这种震撼感，可能是我决定认购一些当当网ADR的原因。”尽管他至今都认为自己这笔投资有点非理性，甚至反问记者，“是中国经济高增长太有吸引力了，还是美国对冲基金对中国概念股高成长性太痴迷了？”
但无可否认的是，最近数年中国概念股在纳斯达克的确独领风骚。当当网上市当天收于29.91美元，较开盘价上涨约87%。
“现在很多美国对冲基金对中国概念股的追捧是盲目的，一部分是为了迎合对冲基金出资人对中国经济高增长的投资需求，而将5%-10%资产投向中国概念股；一部分则是利用中国概念股股价的高波动性进行沽空及买入套利。”上述投资当当网的对冲基金经理分析说，“很多对冲基金买涨中国概念股纯属赶潮流，并不了解在美上市的中国企业实际运作情况，甚至他们都不会看中国企业向中国工商总局(SAIC)报告的利润收入与递交给美国证交会(SEC)的财务报表之间的数据差异。”
这种盲目性的追捧，已敲响了“警钟”。不久前，在纳斯达克(Nasdaq)上市的清洁能源公司大连绿诺国际(RINO International)在5个交易日内暴跌约72%，被迫暂停交易，并引来部分美国律所的集体诉讼。起因却是一家香港研究机构Muddy Waters指出其财务数据有虚假成分。
但这依然无法阻止美国对冲基金对中国概念股的青睐。
“现在美国多数以新兴市场投资为主的对冲基金都会拿出约3%-5%基金资产，配置包括中国概念股在内的新兴市场股票投资组合。他们也知道中国概念股或多或少存在经营管理与信息披露不合规的问题，但他们还是会赌一把，如果他们投资的中国概念股没有出现财务作假问题，他们基本就能坐收高回报。”他指出。
目前，“赌博”看起来还算是相当成功的。数据显示，由191家在美国上市的中国公司构成的USX中国指数(USX China)自2000年创设以来累计上涨360%，同期标普500指数(S&P 500)则下跌9%。
甚至为了赢得美国众多对冲基金公司的青睐，个别在美上市的中国概念股积极“重组合并”，迎合前者对中国概念股高盈利预期。
2009年底，在联创科技即将登陆纽交所的三天前，亚信（NASDAQ：ASIA，现更名为亚信联创）忽然宣布将以约2680万股亚信股票（价值约6.7亿美元）与6000万美元现金合并收购联创科技，受此合并消息影响，当晚亚信联创股价急涨22.35%，报30.71美元，创52周新高。
“当晚追涨者主要是投资IT业股票为主的对冲基金们。他们相信这次合并减少了双方大打价格战的内耗损失，而合并让他们占据中国电信软件市场约60%市场份额，有助于他们进一步提高议价能力。”他分析说。
这也引来专注沽空套利的对冲基金密切关注。
“有些对冲基金纯粹是豪赌并购整合效果达不到预期，通过反向沽空获利。”前述投资当当网的美国对冲基金经理表示。在亚信公布未及预期的二季度与三季度财报后，当天亚信股价均分别一度下跌26.35%与12.05%。
对冲基金精英“上岸”
2009年9月，在荷宝投资管理集团(Robeco Group)举办的亚洲投资论坛上，嘉泰新兴资本管理有限公司联合首席执行官张一清在演讲台滔滔不绝地演讲着自己对全球经济投资策略，台下社保基金境外投资部副主任邢颖认真地聆听着……
此情此景，对于长期全职担任社保基金资深顾问的张一清而言，或许早已司空见惯，但如今他的身份却是社保基金兼职顾问及一只1亿美元的对冲基金投资总监。
“对于亚洲对冲基金而言，能得到社保基金青睐，对于其品牌影响力及后续募资能力，都是极大的提高。”梁健超表示。这种热情在7月底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理事长戴相龙明确表示“社保基金仍有约13%的基金资金可投资境外金融市场，并考虑在香港设立分支机构”后，一度达到高潮。
“当时很多香港对冲基金经理都在询问如何能赢得社保基金的出资承诺。”他表示，“但这肯定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连张一清的对冲基金都还没拿到社保基金的出资。”
知情人士透露，目前张一清管理的1亿美元对冲基金尚未吸引到社保基金的出资，目前嘉实基金的出资额最大，约占50%。
不过，华尔街对冲基金精英人士已经另辟蹊径。
次贷危机爆发后，当中国外管局、中投公司、社保基金等国有大型金融机构积极走出国门布局全球投资时，欧美对冲基金正处募资困难时期，这些对冲基金界的精英人物毅然选择开始为上述国字号金融公司“打工”的征途。
2009年2月，曾任职全球最大债券基金管理公司太平洋投资管理公司(Pimco)并负责管理230亿美元规模“绝对回报策略”对冲基金的朱长虹出任中国外管局储备司投资总监。
据了解朱长虹的人士透露，朱长虹就职PIMCO对冲基金公司期间，时常向中国相关大型金融机构阐述全球债券投资策略及推荐债券产品，其间他丰富投资阅历与谨慎投资风格得到相关金融部门高层的认可，最终将他列入“千人计划”。
在朱长虹任职外管局储备司投资总监后，外管局在金融债券投资方面不乏“惊艳一笔”。2009年二季度外管局一度大举增持日本国债，期间日元兑美元大幅升值约3%，外管局坐收丰厚汇兑收益。
在中国投资有限公司，美国对冲基金Tudor Investment Corp基金经理Bill Lu悄然“变身”为中投公司董事总经理，主要负责对冲基金投资和面向公开市场证券、带有对冲基金基金性质的投资。
其间中投公司同样不乏“妙笔”。知情人士透露，在2009年11月4日美联储公布6000亿美元国债购买计划当晚，中投公司花费约12亿美元投资挂钩标准普尔500指数的基金ETF，并在未来数日将投资额度增加至约20亿美元。但按期间标普准尔指数收高约2%测算，中投公司仅该项投资的浮盈比例最高达到2%。
“但现在中投公司在美国股市的短期投资额度并不多，一方面是美联储尚未确定是否推进美元新一轮量化宽松措施，美元指数没有出现明显的趋势性下跌，资产价格上涨预期没有明朗化，另一方面则是年底很多机构投资者有资金清算需要，美股上涨的推动力可能有些削弱。”一位美国证券经纪公司负责人分析说。
“华尔街对冲基金华人精英以此实现了夙愿，同时为自己履历添上了光彩一笔。”梁健超略带羡慕表示，“但他们的确拓宽了中国大型金融机构参与投资欧美金融市场的全球化视野与投资技巧。”
华尔街对冲基金精英回流，同样也推动中国证券投资业“国际化接轨进程”。
2008年，在北京与纽约梅隆集团总裁Bob Kelly的促膝长谈后，胡斌决定“扎根”中国。此前十年，他在纽约梅隆银行旗下Standish资产管理公司从研究员做到副总裁，并在旧金山创立纽银梅隆资产管理旗下另一家对冲基金子公司系数全球对冲基金公司，兼任了其两个对冲基金基金经理。
现在，他除了负责纽银梅隆西部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的筹建工作，还参与纽约梅隆银行QFII资格的申请工作。
“一年以来我们一直都在做QFII的模拟投资测试，主要是为日本投资机构寻找合适的中国投资策略，并提供相关稳定的资金清算等后台服务。”胡斌表示，“最终QFII模拟投资测试的回报率相当理想。”
2009年11月，纽约梅隆银行拿到QFII资格。
“但QFII进入实际操作，还需要1-2个月。”2010年12月28日，胡斌向记者表示，“但我们已考虑在纽银西部基金新公募基金产品设计方面，引进西方流行的量化投资策略。”
“相比欧美经济放缓导致对冲基金募资艰难与投资策略难以达到预期，亚洲等新兴市场资金宽裕及投资全球的热情旺盛，正成为华尔街对冲基金精英再度施展才华的好机会。未来数年，对冲基金精英回流中国投身大型金融机构的趋势并不会改变。”梁健超说。
作者：陈植 (责任编辑：郝艳) 声明：本频道资讯内容系转引自合作媒体及合作机构，不代表自身观点与立场，建议投资者对此资讯谨慎判断，据此入市，风险自担。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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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 博客：make 来源：21世纪网-《21世纪经济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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