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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金融开放和市场化改革如何支持金融创新？创新总是和风险相伴，如何平衡金融监管和创新的关系？
袁力：开放越早越好。开放能够促进竞争，竞争可以推动改革，改革能够促进升级，升级才能促进进一步发展，这是多年来保险业发展的基本情况。保险业有三大特点：它是金融行业开放最早、力度最大的行业，到2004年保险业已全面开放；是市场化程度最高的一个行业，如财产险费率在多年前已基本市场化；保险机构的所有制成分多元化，国有、民营、外资并存非常普遍。
这十来年的实践证明，外资保险公司来到中国确实存在水土不服和本土化方面的劣势，而它们的经营理念、专业技术和渠道，我们都可以学过来。如外资公司来了搞个人营销，我们的公司也学会了搞寿险个人营销；外资公司聘请国外高管，这几年中资公司也开始聘用外籍高管，达到几百人的规模。请海外的管理人才和专业人才来为本土的市场主体打工，这种方式很好。
再来谈创新和监管，特别是市场化。从保险业的费率市场化来看，我们有了一些体会。几年前，我们把财产险费率几乎全部放开。由于人寿保险是一个长期合同，我们对它的风险把握不准，所以人寿保险预定利率仍是2.5%不变，但财产险是一年一变的合同，所以我们就把它放开了。放开以后，带来了前几年的全行业激烈竞争和多年亏损。从去年开始，财产险市场面貌大幅度改观，我们发现，很多过去解决不了的问题，市场自己就解决了，如创新产品和渠道、改进服务、降低成本提高竞争力等等。
在财产险费率市场化过程中，市场倒逼企业降低成本，企业自身有创新的动力，有自我规范、细化管理的冲动。监管部门只要把大事和关键问题抓到位，也就是把偿付能力监管真正落实，不断规范市场行为，保护好被保险人利益，对公司治理适当地予以监督和指导，其它的事情可以交给市场来解决。
张生举：金融创新的动力来自于市场。以香港的人民币市场为例，去年7月份以后发展得非常快，内地的银行间市场从1990年代开始做了十几年，产品的种类还是有限的。但是香港在短短几个月的时间里该有的产品都有了，像即期、远期、调期、NDO（无本金交割汇率选择权）等等。为什么会这样？只要有利润在，不需要政府做太多的刺激，金融创新就会产生。从监管的角度，监管的理念要更新。我们是市场的中介组织，市场成员有的时候把我们当成监管者，而当我们面对监管者的时候，有时又站在市场成员的角度对他们阐述一些想法。现在的一种监管思路是，当市场的主体真正能够按照市场的规律办事以后，才能实现相应的风险定价，不能是病号型的竞争，像这次金融危机中一些西方的银行那样，在出现问题甚至快要倒闭的时候，反而高息揽存、给高管发高薪。这里存在着一个“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矛盾，当金融机构具备一定的能力之后，不给它竞争的市场环境，金融机构的能力也没有办法大幅度地提高。
章国政：金融开放应该引进新的参与力量，让更多的民营企业参与进来。从金融本身的特性来讲，民营企业的机制可能更加适合或是能更有效地参与到这种充分竞争的行业中来。现在，民营企业无论是从资本实力、对公司治理的理解和把握，以及经营管理的能力等方面来讲，与十年前相比已经有了很大的提升，民营企业已经具备了投资经营金融业所需要各种要素条件。
同时，民营企业也正在培育并逐步提升全球投资的能力。中国对外国技术、资源的投资，很多都是国有背景的金融机构、企业出去，容易遭遇到被投资国政府审查和限制。而如果以民营资本为主、并与国有资本相结合，才会更体现出优势。所以，我们希望政策方面能够给民营企业更多的支持和鼓励，让民营企业更积极参与到金融产业中来。
黄金老：国内资金过剩与企业融资难并存，表明我国金融体系的效率还不够。目前,企业和政府的资产负债率过高,继续依赖银行贷款形式的融资，对银行和企业都是高风险。今后数年，国家将实行严格的贷款限额控制，资金被“逼”出银行体系，迫使部分资金以非贷款形式流向实体经济。这一流出和导入过程，带来了新金融业态的兴起。新金融业态的使命在于破解长期困扰我国经济金融生活的资本金不足问题。
降低企业资产负债率，只能通过或者企业紧缩，或者补充企业资本金，在就业和稳定的压力下，后者更可行。通过股票市场补充企业资本金，在严格的审批制之下，效率低且筹资十分有限。直接投资是高度市场化的投资，十分在乎投资回报率，这就要求投资的目标股权必须要低价，或者说价格泡沫较少。股指两年来一直在2500-3500点（主要是在2800点）之间摆动，很可能就是这一市场“自然选择”的结果。大力发展股票市场之外的直接投资市场，诸如股权投资基金、产业投资基金等，能够高效、大量地补充企业资本，从而降低企业资产负债率、优化公司治理机制，由此企业又可以进一步进行债券和银行贷款融资。这样困扰中国经济金融的流动性过剩、贷款风险高、企业融资难、资产泡沫等一系列“纠结”均可缓解，宝贵的资金资源在实体经济中得到最优配置。
人民币国际化路线图
如果我们开放民间投资渠道，把资本走出去的道路拓宽，就可以降低池子的“水位”，实现良性循环。
主持人：您认为未来2-3年，全球金融环境会发生怎样的变化？人民币国际化面临怎样的挑战和机遇？
刘奥琳：美国的银行业接下来最大的挑战就是巴塞尔协议Ⅲ，将导致银行到市场融资。当前，欧洲债务危机绝对严峻，也需要很多的流动性。现在可以说是美联储放的流动性最大的时候。二次量化宽松推出后，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已经上涨了，对各个国家都有影响，在这样的背景下，美国可能会考虑回收流动性，出台第三次量化宽松的可能性不大。所以，两三年以后，全球融资环境会很紧、融资成本高，这对于中国来说意味着机遇。中国是高储蓄国家，融资成本高对我们是有好处的，但是我们的受益是有条件的，这个条件就是中国的资本市场一定要有序的开放。
人民币国际化分三步走，第一步需要实现可兑换。现在香港的经验非常有借鉴意义。2005年以来积累在香港的人民币数量很大，基本没有活化。但是去年香港金管局开启的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这一结算机制就让人民币得以活化，其中最主要的作用就是融资。很多在香港的企业表示，现在用人民币融资的利率约为2%，甚至连2%都不到，他们觉得非常合算，而且有很多人在进行自然避险，因为他们本来就在从事人民币贸易，货币转换要浪费很多钱。这对于企业融资成本降低，和对银行的利润都有好处。
第二步是发行债券。所以，人民币真要走出去，一定要再融资，因为没有任何一个储备货币国可以不发债。由于我们不是贸易赤字国，可能国债的规模发不大。最终如果我们不要贸易赤字，那么发债就要靠企业融资。企业怎么开始融资？要靠债券市场和人民币国际衔接起来，一起走出去。
人民币国际化的第三步是资本项目的完全开放，目前的路线图还并不明朗。资本市场的融资，不像贸易融资是一年、两年的短期贷款，如果现在要贷给一个境外银行，10年、20年能够贷给它吗？其中有信用和汇率的双重风险。现在在人民币升值的讨论中，有多少人想到今后的中长期债利率是多少？要有一个健康的资本市场一定要有一个利率曲线，要有利率曲线一定要有中长期利率的安排。从这个角度来讲，资本项目的开放是必然的，如果资本开放的时间表和安排没有出来，对人民币的国际化会产生阻力。
李迅雷：截至2009年12月31日，中投在境外的投资组合市值为811亿美元，而QFII的发行规模只有700多亿，迄今为止，我们的QDII产品不大能吸引国内的民间资本，原因在于那些基金经理本身没有做过QFII，就像没有驾驶过飞机的飞行员，乘客却蜂拥而入，把飞机坐满了，坐满以后怎么办，这带有很大的盲目性。再看大陆到海外的FDI，到2009年为止，海外直接投资规模只有2460亿，当然增长是非常快的，过去5年年均增长率为90%，即便如此，占全球海外直接投资总量的比例只有1.1%，这个规模显然太小了。
中国的有钱人习惯到国外购买奢侈品，这对于外汇的消耗量也非常有限，其实我们可以到国外买一些有比较优势的投资品，如现在海外油田、矿山比较便宜，可以作为投资对象，日本、美国等很多地区的房地产价格目前处于历史低位，很多跨国企业、新兴产业的股票也很便宜，比国内创业板的盈利能力大多了。我们已经到了资本输出的时代，如果再不输出资本，确实是有问题。
目前，在人民币升值的背景下，海外热钱还在持续不断地进入中国。我们只能用外汇储备这个“池子”，一方面被动吸纳外汇，另一方面被动释放流动性。如果我们开放民间投资渠道，把资本走出去的道路拓宽，就可以降低池子的“水位”，实现良性循环。中国劳动力成本大幅上升，就是因为国内资本过剩，人力资源相对短缺，这一轮通胀基本属于成本推动型，在这样的情况下，需要马上放宽资本账户的外汇管制，允许在对个人合格海外投资者进行额度管理的前提下，通过国内的银行、证券等金融中介机构来拉动国内民间资本投资海外，将是一个比较好的选择。
在操作上，民间投资海外市场不妨以香港作为平台，这无疑有利于推进人民币的国际化，即初期先在亚太区域内推进。此外，香港有不少中资金融机构可以提供中介服务，借道香港可以打通内地和香港之间的货币来往，也便于对民间投资的合规性进行监管和风险控制。对于国内金融机构而言，这同样是一次“国际化”的机会。
阎峰：QFII是在2005年提出的，当时我认为它存在一些问题：QFII是一个资本输入渠道，这个渠道是有额度的，这个额度应该发给谁？是发给（中资券商）进口商还是发给（外资机构）的出口商。一般我们的国际贸易会给进口公司一些额度，国家再来控制；但现在的方向是反的，额度全部给了外资机构。如果把QFII额度给进口商如国内的券商，将有几大好处：一是国内券商可以接触一些外国大基金，成为将来业务的一个敲门砖；二是这个额度控制在我们手上，相对比较自主。
现在准备的小QFII，和刚才说的QFII完全不一样，监管机构对小QFII在币种和产品上有很多限制条件。外资发QFII产品就没有要求找一个中资券商做投资顾问，但发QDII产品就要求找一家外资做投资顾问。
现在外资很看好中国企业，他们需要有QFII额度，中资机构反而没有额度，这样外资在中国其实有很多特殊的条件。中国的经济改革开放才30年，外资的金融机构都有150年的历史了，中资券商才15年的发展历史，完全不是同等重量级的。什么叫平等？我觉得应该是分重量级比赛才叫平等。中资券商在走出去的过程中，应该是有政策倾斜的支持，这些方面，监管机构在开放时要更多考虑的。
沈建光：创新、监管最核心的还是开放。人民币国际化要有序地推进人民币的可兑换和资本管制的逐渐开放。人民币国际化路线图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课题。经常项目下可兑换的目标，1996年已经基本实现了。这几年当中，很多资本项目也正在开放，一些进行得也很快，像在直接投资领域，从早期海外到中国的投资开放，现在已经到了对海外直接投资的领域。当然现在资本项的开放还有很多的难题。比如海外的机构到国内发债，国内的机构到海外去发债，发债以后，牵扯到资本的跨境流动，这一部分怎么开放？类似的问题需要逐步解决。现在来看，资本项的开放，人民币可兑换包括很多的步骤，目前真正遗留下来的问题也不多。未来资本项下的开放和人民币的可兑换性以及人民币市场的形成、汇率机制的市场化等课题，应该在人民币国际化的路线图中有一个统筹的考虑，包括先后顺序、实施步骤和相互配合等。
10年之后：上海国际金融中心愿景
在“十二五”乃至“十三五”期间，上海唯一的选择就是创新。只有依靠创新驱动，通过新金融业态的引领，才能不断提升上海的竞争力和影响力。
主持人：国际金融中心在未来中国和全球的金融体系中应该扮演怎样的角色？上海要在2020年成为国际金融中心的优势和差距在哪里？哪些经验可以借鉴？
阎庆民：开放越来越重要，对此我也有同感。政府指导的治理机制确实会给金融机构的自觉治理带来很大的障碍，因这在很多问题上，政府往往会先拟定框框，这样就会耽误企业的时间。越是离市场近的时候，大家越会做不太理智的事情，这是由行为学主导的。所以上海建立金融中心，政府恐怕还要做很多工作。
我们提出创新监管，给它一种弹性，让它先行先试。政府监管有其外部性。创新的源头在哪里？上海未来的发展，这是很大的压力。上海的金融业要做大，越大越不好管，因此中心的建设还很漫长。刚才谈到的资本账户开不开放，债券市场发不发展都很具体也很重要，但从思想层面讲，创新监管确实更重要。
以保险行业为例，过去太保远远在平安之上，但这几年在慢慢往下沉，也需要我们思考，需要我们紧跟时代的脚步。银行业方面，上海三家本地银行共同的特点是资本金不足，原来占有量小，这个资本金足够，现在还是这个资本金水平，肯定周转不过来。所以走国际化大都市的路线，确实需要国际上的同伴。其实上海这么多年来，尽量发展外资银行，在政策和市场准入上给予诸多优待，已有21家外资法人机构落户在上海，外资银行资产占上海资产总量的12%，原来是16%，全国平均水平才只有2%多。应该说，银监会对上海金融的政策是很支持的。
上海在未来一段时间推进“两个中心”建设，还是有优势的，我们要把这个优势转变为现实，就要靠新金融业态的发展。回顾中国金融业态的发展历史，我们看到从清朝开埠到现在的100多年的时间里，最初金融业务是相当发达的；后来自民主改造到1949年建国期间，也有一些不是完全意义上的商业金融，即政策性金融，当时是叫做专业银行，即过去所讲的Special Commercial Bank的概念；再后来到了1983年，规定中央银行即人民银行专门行使中央银行职能，不再办理工商信贷和储蓄业务。经过20年的过渡到2003年，慢慢有了商业金融的味道，大中型银行开始商业化改革、股份制改革，在上海乃至于香港上市，直至今天。回顾整个改革开放30多年的历史，我们现在应当考虑下一步应该怎么走。如果来看“两个中心”建设的十年，也就是“十二五”、“十三五”，重点应当落在发展“新金融”业态这个主题上。
首先，先进的制造业是新金融业态发展的基础。中国前十一五的过程，先进制造业应该说是我们历史上不可多得的机会。在我们这种意识形态下，如果没有先进的制造业做基础，这种中心是很难可持续的。再比如十年前的深圳特区，为什么大家感觉到后劲不够？就是本身缺乏制造业的基础，所以不管海南还是深圳、厦门、宁波，后来都走向了实业。缺少制造业的基础，城市就成了空心化的城市，金融就会像迪拜那样建在沙上，沙一旦陷下去之后，基础设施很快就被湮没了。所以发展先进制造业基础可以避免现实中空心化的城市来办金融中心。
上海市里前不久对“十二五”规划要求率先转型，实现创新驱动、转型发展。一方面，可以把一些资产管理公司、信托投资公司、租赁公司、财务公司、货币基金、消费金融统统引进落户在上海，在理论上是比较可行的，但是在中国的国情不大可能成功。但是，这类机构是有历史的，比如中信证券，尽管有反复，最早从北京到深圳，从深圳又到北京，但至少他的注册地、税基还是在深圳。国际上也有管理层分离的情况，比如美国银行的总部是在夏洛特，但是主要的高管层是在纽约，又比如RBS，实际上高管长期是在伦敦。所以，这样就可以实现从垂直架构变成矩阵型，适合上海的发展又要考虑足够灵活性，这样有利于我们发展。
同时，上海转型还要靠风险投资基金和一部分新兴产业基金来支持、驱动。比如张江科技园，其实有很多生物医药、新兴材料是得到海外风投基金的支持。所以上海要想实现转型发展，就要突破传统金融，实现金融创新，提高其附加值。
在“十二五”乃至“十三五”期间，上海唯一的选择就是创新。只有依靠创新驱动，通过新金融业态的引领，才能不断提升上海的竞争力和影响力，才能使得上海未来能够发挥价格引导、市场定价、风险管理及资金配置等一系列的资源配置功能，才能建立更多的“上海标准”、“上海指数”，才能吸引更多从事交易的机构、个人、中介机构汇聚到上海来。刚才讲我发布航运定价指数，我所有做这些中介的评价，有船的登记，租赁，包括保险，今后还有涉外税收，都要引进机构来服务。
我认为上海还要有一批强有力的中介机构。上个月我在香港参加泛亚欧洲监管会议，他们讲到了澳洲交易所和新加坡交易所的合并，我后来就提出，新加坡的影响力不是依靠政府，而是市场力量推动的，就像谈恋爱，这种跨国婚姻不是可以强制的。相比行政资源，推动自身的发展难度更小，冲突更小。凯恩斯曾经讲过，任何一次改革来自两个方面，一个是传统文化，另一个就是既得利益，我们总结过去70年，既得利益很难突破，如果非要从北京甚至香港分一部分过来，是行不通的。现在不是30年前了，我们只能找新的变化，使得中央、国务院在不触动原有既得利益的情况下推动发展。我认为国泰君安赴港发展这种形式就很好，可以相互借势，相互依托，联动发展。
我们今天坐在新的外滩，有很多故事，这个新的金融业态，确实上海是有这个优势。但是，而且还要争取回到现实。大家从金融危机中得出的一条教训就是没有实体经济支持确实很难得到发展。上海在推进金融中心建设过程中是有先进制造业的，而先进制造业则离不开科技来提高附加值。科技怎么提高？如何应对这其中的风险？这就对新金融提出了要求。最近我看到一个数据是影子银行的规模已经达到20万亿，随时都会对我们造成冲击。如果新兴经济体不崛起话，新兴市场经济国家总会找一些出口。在这种大量的流动性、大量繁荣的情况下，如何现实地做出一个选择？我认为还是要有一个务实的态度，把实体经济做好。
连平：上海的金融中心建设，当然是以在岸业务为主，但如果明确地淡化离岸业务，从长远来看也是有问题的。离岸金融，从非人民币业务来看，香港及全球其它地区的发展，我们可以不必给予太多的关注。但对于离岸人民币业务，我们就不能不给予高度的关注。不仅如此，从长远的战略上看，还应该牢牢把控未来全球离岸人民币市场发展的主动权。
来看历史，美国起初没有离岸金融市场，当年欧洲美元市场有了迅速的发展，这个市场的汇率、利率、期货和衍生产品的发展均大大超过了当年美国政府的判断，所以80年代美国也不得不建立了自己的离岸市场。日本也是一样，日元国际化之后，在海外有了发展，最后日本政府也在日本建立了离岸市场。美国和日本的离岸市场模式差不多，都是基本隔离型的；我们现在做的非人民币外汇离岸市场，基本上也是延续的美国和日本的模式。随着人民币走向海外速度越来越快，离岸市场将会有一个急剧的增长。现在的香港就是一个例子，随着非居民持有的人民币数额达到1万亿、2万亿、3万亿，不管它回流与否，这部分人民币总量会使得这块业务有很大的空间。因此，上海不一定要建立一个像香港一样的离岸中心，但离岸业务至少应该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上海应当建成以在岸为主，包括离岸的综合性金融中心。否则，用不了多少年，人民币在海外的国际化迅速发展之后，我们自然还会回来做这块业务。到时候我们就会发现，如果不把它拿到境内市场来做，在岸业务的发展就会受到很大影响，甚至被牵制；从调控上来说，利率、汇率、期货等衍生产品的运行和发展都可能较大地偏离政策目标，届时再发展境内离岸市场可能成本和受到的制约更大。对此，我们应及早有前瞻性、战略性的考虑和安排。
再来谈谈《巴塞尔Ⅲ》在中国的实施问题。最近《巴塞尔Ⅲ》在中国监管的大致模板已基本明确，我们作为商业银行对此也在研究。当前，有关资本充足率和杠杆率的要求对商业银行影响不是太大，我们比较关注的是拨备贷款率，无论对银行监管，还是对整个中国的融资结构改善，这项工具的推进及逐步达标都有重要的积极意义。
从融资结构改善来看，拨备贷款率的要求可以抑制商业银行的放贷冲动，有利于直接融资的发展。因为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是此消彼涨的关系，间接融资发展得好，直接融资就会受到一定的抑制。最近几年由于银行信贷的发展迅速，股票、债券等直接融资的发展很快，但比重仍未提高。所以，用拨备贷款率来抑制商业银行的贷款冲动，可以为直接融资发展创造较好的条件。商业银行长期受困扰的问题就是放贷冲动，拨备贷款率比信贷控制、窗口指导等工具都来得有效，它对于中国银行业和金融结构的合理发展是有好处的。
时下在中国的商业银行经营情况不错，资产状况很好，不良率也在下降，但这些现象都是在顺周期情况下发生的，周期一旦逆转，问题可能就会迅速暴露。所以，用看上去不太精确、同时又似乎有些“苛刻”的拨备贷款率来管理是很好的逆周期管理方式。
当然，在推进过程中，我们需要思考两个问题：一是未来的利率市场化推进可能加快，加上银行业的拨备贷款率，两者叠加对银行业未来的影响非常关键。很多国家在推出利率市场化之后，银行业竞争激烈，甚至大批倒闭，中国会不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加上拨备贷款率对商业银行的信贷制约，两者叠加将会对商业银行产生什么影响，银行能够承受吗？这需要很好地加以评估。有关监管方面是否应很好地加以协调。
我认为中国也不排除出现另一种状况的可能性。中国的信贷需求很旺盛，如果未来经济增长速度还很高，贷款需求就会进一步释放出来，市场对信贷的需求会构成竞争关系，银行业内部也会形成竞争关系。在这样的大格局下，拨备贷款率的推进可能使商业银行面临提高贷款利率的压力，再加上利率市场化后，市场需求旺盛，也可能导致整个利率水平往上走。到时宏观经济能否接受这个状况还需要观察。反之，利率如果往下走，银行业就可能遭受重大打击。此外，在拨备贷款率约束下，如果商业银行惜贷，整个信贷投放可能处于较低水平，直接融资再跟不上，经济增长能否承受，这也需要认真考量。
李军：打造国际金融中心，首先要有清晰的定位。以新加坡为例，其在立国之初定位为全球资产管理中心，现在新加坡资产管理的规模已经达到4-5万亿美元。新加坡金融中心的发展，一是得益于中国大陆改革开放的成果，二是上世纪末本世纪初欧洲经济体制改革以来，有一批欧洲的富豪将财产管理转移到了新加坡。所以新加坡建设金融中心，除了金融的因素以外，还有很多非金融的因素，即抓住了世界和地区经济发展和结构调整的机遇。中国现在也要抓住机遇，一个是国内的人民币财富增长，第二个是人民币国际化。
上海建设金融中心，成为人民币金融产品的设计和定价中心这个方向是很正确的，应该在上海试点，比如：让银行在设计理财产品的时候，可以开发与国内资本市场标的（股票、股票指数等）直接挂钩的理财产品，面对国内公众，也可发展在岸市场吸引外资来买中国的金融产品，这既有利于推动银行竞争力的提升，也有利于缓冲市场开放过程中对国内金融造成的一些冲击。金融市场对外开放时机的成熟不是等出来的，应该让我们的银行在国内市场开放之初就到市场中去锻炼自己，把内功练好。
（因版面有限，对话有删节，完整版参见www.cf40.org.cn）
作者：曹理达 周慧兰 上海 (来源：曹理达) (责任编辑：郝艳) 声明：本频道资讯内容系转引自合作媒体及合作机构，不代表自身观点与立场，建议投资者对此资讯谨慎判断，据此入市，风险自担。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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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 博客：make 来源：21世纪网-《21世纪经济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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