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美国《华尔街日报》援引知情人士的话称，联邦刑事机构正在调查高盛董事总经理大卫·勒布是否将科技股的内幕消息泄露给对冲基金客户的事件，而去年，高盛前董事拉杰特·古普塔就因涉嫌内幕交易受审。

　　内幕交易的事尚且悬而未决，一枚重磅炸弹又原地引爆，当地时间3月14日，《纽约时报》评论版刊登了一名高盛前高级雇员格莱格·史密斯的离职文章《我为什么离开高盛》，他在文章中强烈抨击高盛“目前环境的毒性和破坏性前所未见”、“把客户利益放在次要位置”等。

图为高盛公司所在地。

　　该文一出引发全球关注，高盛股价当日下跌3.4%，市值一天之内蒸发21.5亿美元，人们纷纷交换着对高盛贪婪行为的质疑，美国一家机构做出的民意调查显示，50%的民众选择将不会为高盛工作。

　　高盛究竟是天使还是魔鬼？是一家制定现代金融市场游戏规则的“大赢家”，还是戴着虚伪面具攫取他人血汗的“吸血鬼”？

　　“像高盛这样历史悠久的顶级跨国金融机构，无论是谁都很难真正形容出他的全貌，但是高盛的短视和对利益如饥似渴地追逐却是有目共睹的。”中投证券自营部总经理张晓东称。几年前，张晓东受聘国资委为金融衍生品顾问，代表央企与高盛谈判，其间高盛赤裸裸的欺诈令他至今愤慨难平，“我认为史密斯的话描述了高盛真实的一面”。

　　贪婪与短视

　　这一次因为内幕交易被调查的勒布涉嫌在高盛和其最重要的一些对冲基金客户间充当中间人。勒布是一名科技股专家，他和高盛另一名技术股分析师金文衡同时被指控内幕交易，涉嫌将科技股公司信息透露给高盛对冲基金客户，金文衡则涉嫌将台湾个人电脑供应链企业的信息泄露给美国客户。

　　而金文衡的被控又与高盛前董事拉杰特·古普塔和帆船对冲基金创始人拉杰·拉贾拉特南因内幕交易获刑不无关联。

资料图。

　　事实上，与目前被热炒的基于员工个人行为的内幕交易相比，金钱至上的高盛集团本身的唯利是图曾经为投资者带来过更多更加严重的损失，影响也更为恶劣。

　　2008年，由于高盛集团财务官萨拉·史密斯写给SEC的一封信被公之于众，爆出高盛于金融危机前夕在已预见次级抵押贷款市场熊市的情况下大量做空，却有意向投资者隐瞒关键信息，特别是隐瞒了与投资者有直接利益冲突的美国保尔森对冲基金投资组合的有关事实，导致投资者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购买正在被该对冲基金卖空的产品，共造成高达逾10亿美元的损失。

　　2010年，希腊债务危机初现端倪，彼时高盛作为希腊政府的财务顾问，一面助其掩盖债务，一面积极出谋划策进行融资，在高盛的“热情帮助”下，希腊政府在债务危机中泥足深陷，而高盛却从中获得巨额回报。

　　“高盛的历史就是一部不断逐利、不断欺诈和不断被起诉的历史。”张晓东这样认为。

　　1970年宾夕法尼亚中亚铁路公司倒闭事件、1994年“麦克斯韦”案件，以及2010年“次贷CDO”等重大案件中，高盛均遭起诉。张晓东称， “次贷‘CDO’案件使得高盛付出了5.5亿美元罚金的代价，也是华尔街历史上数额最大的一笔罚金，然而与高盛2009年获得的130亿美元盈利相比，根本无法动其筋骨，这些起诉只会让高盛更加声名狼藉。”

　　而对高盛来说，“Long term greedy”一直是这个庞然大物的制胜法宝和座右铭。“高盛不顾一切追求每一笔交易最大限度的盈利，而且在长期坚持着这种贪婪。”一位欧洲银行中国区行长表示，“赋予追逐金钱伟大的使命感，是高盛内部从上到下坚定不移的企业文化”。

　　在高盛的企业文化里，长期贪婪和短视交易达到了和谐的统一。

　　高盛主导的美国高科技泡沫是其损人利己的短期交易的力证。成功包装雅虎上市之后，高盛很快成为高科技公司IPO的承销之王，1997年，高盛承销了 24家高科技公司，其中将近1/3在上市的时候仍是亏损状态；1999年承销47家，其中包括两家刚成立的公司；2000年前四个月承销18家，其中14 家正经历亏损。

　　几年间，高盛促成的互联网泡沫成为史上最严重的金融灾难之一，仅在纳斯达克市场上，5万亿美元的资产被横扫一空。而作为承销商的高盛获则享受到了盛宴，仅1999年高盛IPO项目利润暴增281%，远高于同业181%的水平。

　　新兴市场羔羊

　　高盛无处不在，其全球业务布局和力度也很会“看人下菜碟”，如果说在美国严格的监管制度下高盛还比较收敛的话，那么对于金融市场简单初级、金融监管乏力的新兴市场，高盛从来就没有手软过，这场“狼吃羊”游戏中，中国就是高盛眼中最肥美的羔羊之一。

　　2008年，中信泰富在外汇远期杠杆式合约的交易中，亏损147亿港元；2009年初，国航、东航和中国远洋（601919）运输公司在石油和远洋运输指数的衍生品交易上发生巨亏，亏损金额分别高达68亿、62亿和50亿元人民币，而打着“套期保值”名义对这些公司进行欺诈的正是高盛。

　　当时根据合约，东航已经有了巨额亏损，高盛没有任何实质性的止损办法，却仍在想尽各种办法继续欺骗。此前中方已经聘请专业人士对合约进行解析，在谈判中提出了自己的定价模型，高盛则对此置之不理，一直诱导东航签订高盛出具的重组协议，而这份重组协议实际上是一个新的陷阱。

　　一位与高盛有过业务往来的国有银行人士称，高盛的产品总是打着保值获利的旗号，设计非常复杂又充满不易察觉的陷阱，在他们面前中国的企业像小学生一样单纯好骗，而高盛却对中国的国情、体制、企业特点了如指掌，甚至比许多国内企业更加了解自己。

　　“高盛的手法总是一样，先让你赚小钱，利用一点甜头让你麻痹大意，跳进他早就设好的圈套里，然后再让你输，此时利用人们想回本的赌徒心理诱导你进入更大的陷阱。”张晓东称。

　　史密斯亦在辞职信中抱怨：“我出席衍生品销售会议，会上没有花哪怕一分钟时间来讨论如何帮助客户，而仅仅讨论我们如何能够从客户身上赚取最多的利润。”

　　这一点，张晓东深有体会。2009至2010年间，他代表几家国企与高盛的人进行了正面交锋，深刻感受到高盛利用各种方式来迷惑、蒙蔽和欺诈，他们关心的唯一问题就是如何从谈判对手身上赚钱，赚更多的钱。

　　上帝的工作

　　布兰克费恩曾在2009年接受《泰晤士报》采访，当解释为什么金融危机过后不久高盛就获得历史上最大的利润时称，“我在做上帝的工作”。

　　国际金融界有一句著名的话：“高盛说话的时候你可以肆意表示自己的不屑，但是高盛说完话之后你一定不能不照做。”

　　高盛为什么会如此强悍且目中无人？

　　原因之一或许是在各种巨大利益的驱使下，高盛的团队异常高效和团结。张晓东称，“虽然外界对高盛的声讨和质疑从未间断，但是你不得不承认这家公司拥有他人无法企及的地位、在全球范围内盘根错节的关系和近乎完美的管理体系。”

　　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前夕，高盛以及华尔街所有的投行起初并不认为房地产领域有泡沫，但是保尔森等对冲基金却嗅到危机并抢先做空，其间高盛一名负责CDO业务的年轻员工注意到保尔森一直在持续卖空，敏锐地觉察到问题，短时间内，高盛的房地产业务负责人、CFO、CEO等共商对策，很快拍板决定清仓反手做空。

　　正因为如此迅雷不及掩耳的高效操作，高盛在2007年金融危机里不但没有亏损，反而赚了有史以来最大的一笔钱，而他的很多竞争对手则亏得血本无归。

　　目前高盛在23个国家拥有42家分公司和办事处，员工总数高达2万余人。相对于如此庞大的一个跨国机构，高盛的管理体系非常简单，层级很少，这也是其高效应对市场变化的原因之一。

　　更为辉煌的是，高盛100多年发展史上，诞生了无数的金融巨头和三任美国财长，和政府的密切联系使得高盛更加有恃无恐。

　　而且相比摩根士丹利或者美林高层屡屡出现的内斗，高盛的管理层异常稳定和谐，历任CEO都是在高盛内部工作几十年，一步步从最底层做起。

　　“从80年代开始，除了保尔森，高盛历届CEO都是做交易、投资出身的，当然，这也是高盛最赚钱的业务。”张晓东认为，任人唯贤也是高盛管理和发展取得卓越成功的重要原因，由于丰厚的薪酬、广阔的工作平台、灵活的晋升机制，高盛的员工流动性并不高，长期浸淫于这样的团队里，很多人也从心底深处认同高盛的企业文化，并坚决地付诸实践。

　　因此，期望凭几份判决书或者一封辞职信就让高盛发生改变，绝不可能。在史密斯发表辞职信之后，高盛立刻回应称，不同意文中观点，也不认为这些观点反映了高盛的经营方式。只有客户成功了，高盛才算是成功。这是高盛行为准则的核心。

　　“我认为史密斯的揭发出自善意，高盛也许会有所调整，毕竟批判的声音太多对他们也不是一件好事，而且已经严重影响到了他们的市值。”前述某欧洲银行中国区行长表示，“这种调整其实就是高盛的学习能力，他们肯定也意识到了问题，虽然嘴上不承认，但是应该会去调整，否则的话就不是高盛了。”

　　针对目前FBI对内幕交易的调查，高盛已向媒体透露，正在考虑加强向客户披露银行职员金融资产头寸等内部规则的执行力度，以提高透明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