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中国的加薪潮与工潮，引得《纽约时报》和《华尔街日报》等西方媒体惊呼“低薪时代结束”。年中中国政府又宣布“增强人民币汇率弹性”，人民币升值已经是大势所趋。

　　这一系列戏剧，都在挑战中国经济的比较优势：“中国制造”不可能再这样低廉下去。中国这个“ 世界工厂”还能维持多久，成为人们关注的中心。

　　野村证券不久前发布的《亚洲经济预警中国：劳动力成本上涨的影响》采取了相对乐观的立场：称虽然今明两年中国的企业利润率将受到加薪的挤压，但中国生产率在1994～2008年期间的年增速达到20.8%，而同期制造业的工资年涨幅为13.2%，这意味着同期年单位劳动力成本实际上是在下降，生产企业有能力消化劳动力和原材料成本上涨。

　　但是，从长时段看，中国是否有能力消化劳动力成本的上涨则很难预测。郭台铭在涨工资的同时即威胁要将富士康移出中国。

　　在短期内，如此大规模的制造业基地的迁移在技术上和成本上都有不可逾越的障碍。但是，在未来十二年内，中国16-24岁的劳动力将减少三分之一。

　　这几乎肯定将抬高劳动力的价格。与此同时，随着劳动力供应充足、价格低廉的印度、越南等国基础设施和投资环境的改善，制造业大规模流出中国绝非不可能。

　　应该说，中国经济正在面临着结构性的挑战。中国是否能在二十一世纪崛起为真正的世界大国，取决于对这一挑战的回应。

　　作为以历史研究为职业的人，我在估量这一挑战时更倾向于跳过一时之得失而进行宏观的展望。这就要回顾过去几百年大国兴衰，特别是资本主义演化与发达的轨迹，从历史之大势中寻求对未来的解答。

　　2009年，著名的英国经济史家罗伯特?艾伦（Robert C. Allen）出版了《全球视野中的英国工业革命》，对英国工业革命进行了新的解说。对我们理解全球化的未来很有帮助。

　　在艾伦看来，在工业革命之前，英国在资本积累上比不上荷兰，在技术上对欧陆国家也无领先的优势，之所以能够率先掀起工业革命，主要在于其劳动力成本高昂、原材料价格低廉。

　　“工业革命”的核心，是以机器代替人力。这些机器又必须用消耗大量煤炭的蒸汽机来驱动。制造这些机器的资本投入巨大。

　　同时，新发明的第一代机器非常粗糙，耗能极大。新的机器要想赢利，取决于两个条件：第一，劳动力比较昂贵，从劳动力上节省下来的钱足可以支付购置机器的费用；

　　第二，驱动机器的能源低廉，抑制了使用机器的成本。英国在工业革命前，劳动力价格高于大部分欧陆国家，同时拥有取之不尽的煤炭资源。这样就有了足够的市场动力来发展新技术。后来美国的崛起，也是如出一辙：工价高、资源丰富便宜，使用机器有利可图。

　　艾伦所提出的这一历史解析，在西方有着深刻的学术渊源。许多学者认为，现代社会的起源其实是十四世纪下半期的“黑死病”。

　　这一空前的灾难，把欧洲人口消减了一半，但死去的人却没有把资本给带走。结果，黑死病后，欧洲人均资本持有额反而增高，同时因为人口的锐减形成劳动力短缺、人均资源比较充裕。

　　有学者甚至进一步演绎，称西方之所以首先进入现代，亚洲之所以落后，一大原因是双方所经受的灾难不同。西方的灾难主要是“黑死病”这样的瘟疫，消减人口却不摧毁资本和资源；亚洲所经受的则多是洪水等灾难，摧毁了资产却对人口没有太大的抑制作用。

　　结果，西方经济自中世纪后，经济发展注重节约相对稀缺的劳动力，并且有资本进行相应的技术开发。亚洲则是“三条腿的蛤蟆不好找，两条腿的人有的是”，人力不值钱抑制了技术创新和个人权利的发展。

　　在二十多年前，另一著名经济史家罗伯特?勃伦纳（Robert Brenner）就此发挥，称“黑死病”后东西欧对人口危机的不同回应导致了双方历史的分途。

　　简单地说，“黑死病”后劳动力供应锐减，人的价值上升，西欧的农民借此和领主讨价还价，比较成功地捍卫了自己的权利，确定了以低廉、固定、可继承的地租为条件的稳定的租佃权。

　　日后随着人口攀升、粮价暴涨，土地大幅度升值，但固定的租额却不能改变。农民不仅受惠于农产品价格的上涨，而且实际的地租随着通货膨胀而降低，成为大赢家，进而出现了大佃户阶层，在市场利润的驱动下不断投资于土地，改良耕种技术，导致了农业革命。

　　到了十七世纪末，英国虽然人口急升，大量劳动力脱农，但激增的粮产量使粮价平稳，而人们的收入水平则很高，在满足温饱之后对工业产品有强烈的内需，为工业革命造就了良好的条件。

　　东欧则正好相反。封建领主以政治高压手段对付劳动力的短缺，以权力把农奴强制束缚在土地上。这样，领主就可以把人为压低的劳动力成本作为自己的“比较优势”，廉价、大规模地生产粮食、从事出口，满足西欧工业化过程中旺盛的粮食需求，并以赚得的利润从先进国家购买奢侈品回来。

　　久而久之，东欧自然没有中产阶层，也无技术创新的动力，成为落后地区，至今尚未翻身。1987年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了《勃伦纳辩论》一书，此说成为西方经济史的经典。

　　笔者在2006年出版的《中国不能永远为世界打工》一书，就是受到勃伦纳理论的启发。笔者当时指出，中国的政治结构，使普通劳工没有自我组织的政治权利，资本和权力勾结，人为压低了工价，以低廉的劳动力成本作为唯一的“比较优势”，向世界倾倒“中国制造”，满足了正在从传统工业向高技术产业急剧转型的西方发达国家对廉价制造业产品的旺盛需求。

　　驱赶缺乏政治权利的劳动力进行经济竞争，使中国没有强大的中产阶级来创造内需，出现的一小撮垄断性的巨富阶层。

　　他们不需要技术和管理上的创新，靠压低劳动力成本就能赚得丰厚的利润，并用这些利润到国外购买奢侈品，甚至靠资本投资移民。这是典型的中世纪后期的东欧模式。

　　2009年笔者出版的《怎样做大国》，则以“人重物轻”来概括艾伦的高昂工价、廉价资源的工业革命学说，指出中国过去三十年的发展是反其道而行之，通过发展低劳动力成本的制造业抬高了全球原材料的价格，走的是“人轻物重”的道路，很难成为持续性的发展模式。而计划生育政策使出生率被压抑，如今中国正在迈入劳动力供应急剧减少的时代。

　　这和中世纪欧洲黑死病后的情形十分相似：劳动力供应的减少造成了“人重”；人民币的升值提高了中国对原材料的购买力，使中国经济相对走向“物轻”。

　　但是，在这种情况下，统治集团往往本能地希望利用政治手段限制甚至剥夺劳动力的权利和自由，以维持低工价。而劳动力一方则必然提出加薪的经济要求和自我组织起来进行集体讨价还价的政治要求。

　　想当年，东欧的封建领主成功地压制了这种底层的诉求，维持了低廉的劳动力成本，使国家和社会陷入几百年的长期衰落。

　　西欧特别是英国的老百姓，则比较成功地捍卫了自己的权利，最终在高工价的道路上演变为先进国家。这一历史经验与教训，对当今处在转折关头的中国政府与社会，具有重大的警示意义。

　　富士康事件和一系列的工潮，宣告了低薪经济的破产。中国的贫富分化，也超过了警戒线，对社会形成了巨大威胁。中国必须寻找新的发展模式。

　　为此，政府提出了国民收入倍增计划，以矫正贫富不均所带来的问题。但是在我看来，贫富不均的矫正主要应该通过市场来调节，政府要在社会服务领域扮演积极角色。

　　随着劳动力供应的短缺，劳动力价格自然会大幅度上升。这是市场供需关系决定的。政府要维护这种供需关系的市场运作，没有必要通过行政命令的方式规定工资每年必须上涨百分之几。这超出了政府的权限。

　　我们需要特别警惕的是：今天政府如果能下令涨工资的话，明天就可能下令降工资。根据渣打银行中国区首席经济学家王志浩的研究，近年来进入中学的学生数量平均每年降低1.8%。中学学生总数以约每年100万人的速度减少，清楚揭示了劳动力供应的迅速萎缩。

　　结果，除2009年外，自2003年开始，制造业工人实际工资每年上涨5%—10%。2010年2—3月对多家制造业企业进行的调研表明，工资水平普遍上涨了8%—12%。

　　《华尔街日报》则报道说，民工的工价最近一年上涨了17.8%。劳动力相对充裕的时代已经过去。随着劳动力变得相对稀缺，经济增值活动中的大部分收入将用于支付劳动力成本。这一转型（即经济学家们所谓的“刘易斯拐点”），大概在几年前就已经发生。

　　其实，也正是在几年前，即2004～2005年间，笔者准确地预言了这一转型的发生 (来源：BWCHINESE中文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