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25日，本报记者获悉，一家名为“南京鑫集安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下称‘南京鑫集安’）”的合伙制基金正拟以大元股份（600146）为质押标的，发起募集一笔优先级规模达1亿元的资金。

　　该计划募集说明书显示，投资者的最低认购额为人民币100万元，并以人民币10万元的整数递增，认购额在300万元以下的收益率为10%/年，300万元以上为11%/年。

　　这意味着，继银行、信托、券商等多家牌照机构外，合伙制基金的身影也闪烁在了上市公司股权质押融资业务当中，而这也势必将给该业务的市场格局增添新的变化。

　　接盘多为机构弃项

　　根据上述计划募集说明书的披露，该计划拟于4月3日发起，投向为“向宁夏大元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大元股份’）发放贷款”，用于大元股份补充流动资金，提升金矿产能，升级、勘探黄金矿脉；而第一还款来源则为大元股份的营业收入。

　　其中，大元股份提供市值5000 万元的流通股质押（每股单价按质押日当日流通股每股最低价下浮10%计算），本金抵押率不超过20%。

　　“这个项目足值率很低，甚至低于许多非上市股权质押，想必融资方资金比较紧张，才接受了这样的条件。”某央企系信托人士得知后分析，“承诺给投资者的优先级收益是10%-11%，企业的融资成本必然要更高，以现有的资料看，该项目的风险并不低。”

　　事实上，“合伙制基金”本身的定位便与“高风险”的特质如影随形。

　　“合伙制基金做的项目一般都是偏好风险型的。”北京地区某合伙制基金的产品经理告诉记者，“但这也不是合伙自愿的。好项目起初归银行，银行做不来的信托会接，信托再接不了的，估计就剩给合伙制基金了。”

　　在前述产品经理看来，合伙制基金所承接的项目，多为银行、信托因顾虑风险或收益，所放弃的阵地。

　　值得一提的是，所谓“合伙制基金”，其所遵从的是《合伙企业法》，而非《基金法》，将受到“合伙人最多不得超过50人”的规定限制。

　　“一个项目需要的资金较多，所以现在业内的通常做法，是把需要募集的资金拆分成多只合伙，然后共同投资到一个项目中来，从而规避‘50人封顶’的监管。”前述合伙制基金产品经理告诉记者，“我们也会找律师解决其中的法律问题。”

　　公开资料显示，南京鑫集安注册于2013年1月29日，法定代表人卞远平。据查，同一姓名者曾任“菏泽市义得利绒毛有限公司总裁”职务外，尚无其他公开信息。

　　信托或遭“双向夹击”

　　以往，承接上市公司股权质押融资业务的多为银行和信托，Wind数据显示，在今年的上市公司股权质押业务中，信托公司接受的质押量达98.75亿股，占质押总股数的51%，在该市场中占据“统治地位”。

　　然而，随着合伙制基金以及此前券商、基金子公司的抢食，将导致该市场格局面临重写。

　　“合伙拿的项目肯定风险比较高，是信托过去不愿碰的，不然他们也不会找合伙做。”北京地区某信托经理强调，“但是年前券商闯了进来，以后同合伙制基金开展正面竞争的可能就增多了。”

　　值得一提的是，在整条上市公司股权质押融资业务的生态链中，由于券商尚处起步探索阶段，因而多家券商仍期望以低价取胜，而在标的筛选时，也会优先考虑风险较低的项目。

　　“股权质押融资对融资方的要求较高，”华南某券商资管部人士介绍，“毕竟刚开始做，谁都不想出事，相对应的是融资方的融资成本也比较低。”

　　“过去上市股权作为质押物，公允价值清晰，流动性比较好，除了收益低一些外，算是好接的项目。”前述信托经理表示，“但现在有券商七八个点也给做，这个价格信托无法接受。”

　　无疑，当前雄踞上市股权质押市场核心的信托公司所面对的处境是，前有券商资管和基金子公司的价格血洗，而后又出现了合伙制基金的咄咄紧逼。

　　“诸多机构进入股权质押融资，对信托的这块市场是会有所影响。”某央企系信托人士称，“银行、券商拿走了低点位，未来合伙制基金再拿走高点位，当信托只能找‘夹层’时，这一业务就显得很‘鸡肋’了。”

　　亦有信托人士认为合伙制基金的影响有限：“业务上，合伙制基金并没有其他机构的渠道优势和客户资源，大多数项目还要牌照机构来承接；法律上，合伙制基金的监管和法律定位仍然比较模糊，其发展规模虽日趋膨胀，但迟早要受到监管部门的重视和规范。”

　　不过，在东北地区某信托业务部负责人看来，信托公司的转型也势在必行。“如同通道业务被券商抢走导致费率一路下跌类似，股权质押融资等其他业务也面临着这种危机。”该总经理表示，“随着市场进一步放开，信托的比较优势将越来越少，变革大潮来临前，信托公司必须找准自身的业务定位和发展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