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有关报道可以看出，地方政府希望在国务院“盘活财政存量资金”的计划中分一杯羹，各地首脑纷纷到财政部“哭穷要钱”，因为国库有数万亿的财政存量资金，他们希望能够争取到一部分；其次，各地政府纷纷召开经济形势会议，部署下半年的经济工作，其中保增长成为主要任务。而这种会议国务院尚未召开，中央领导正在基层调研，更重要的基调需要等三中全会才会决定。可以看出，地方政府对经济增速更为关注。

　　这是因为，中国绝大部分各级地方政府都承受了巨大的债务负担，目前唯一能够拯救他们的，是中央继续执行“保增长”政策，因为这意味着可以以廉价的成本继续借钱，来维持政府运转与债务链条，但其结果则是债务规模的再膨胀，显然是饮鸩止渴的做法。

　　但是，如果不倒逼放松货币政策来缓解目前的融资压力，那么，地方政府将直接承受压力并承担责任。比如，一些地区财政出现问题，早已入不敷出，工资都成问题；再比如，一些企业面临倒闭风险，一旦出现大量失业可能会影响地方稳定，这些都属于地方官员的责任。

　　应当说，经济增长和社会稳定的责任最终是落在地方政府身上，但地方政府的成本意识与风险责任却需要进一步加强。这可以解释一些地方政府无限制的借款投资以及通过可能造成民怨的方式征地、招商等，因为搞投资和开发所产生的GDP增长属于个别地方官员的个人政绩，而其成本和风险则由经济整体和社会承担。

　　当然，这并不全是地方政府的问题，因为政绩考核制度以及行政目标主要是以GDP增速为参照，尤其是在分税制下，地方政府财权与事权存在不对等的情况，只有想方设法通过其他方式融资来搞经济发展。目前的地方政府的债务问题，相当程度上也是上次刺激政策的结果。

　　因此，至少到目前为止，国务院仍然不愿意通过反周期的做法放开货币闸门。财政部长楼继伟也表示，今年中国不会出台大规模的财政刺激政策。这让地方政府承受了极大的压力，这也是他们纷纷进京申请援助或者地区优惠政策的主要原因。

　　如果中国要调整结构并实现经济与社会的转型，这种扭曲的激励制度必须纠正，要重新梳理中央和地方的关系，并抛弃以“GDP论英雄”的做法。比如让地方政府更关注民生投入与环境问题，而不是GDP；允许地方政府发债而不是依靠土地财政或者通过影子银行融资，这样就会让地方财务透明化；改革分税制，给地方政府更多的比例，并开辟新的税源，防止过度依赖土地财政。

　　目前最紧迫的是，中央政府应该制定解决地方债务问题的一揽子方案，防止债务继续滚雪球；其次，应该允许企业破产，而其造成的银行坏账以及失业问题，中央应该制定相应的方案，比如推动存量债务的重组，比如进行失业救济等。更重要的是，这些政策会让地方政府不必因惊慌而“病急乱投医”，制造更多乱象和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