央行此次降息后，资金没有进入实体经济，表现就是资金利率不跌反涨，与央行的初衷向北。正是央行降息之后，股市大涨，直破3000点，于是社会上质疑声不断。本来市场预期央行可能会马上跟进降低存款准备金率的政策，但是央行在公开市场上已经连续八次停止动作。近日出台政策将同业存款纳入贷存比管理，不交法定存款准备金，这个利好也并不会让银行提高贷款，资金可能还是会进入股市，果然，今天股市在这个利好带动下大涨。
　　截至今年11月我国广义货币M2已经超过120万亿，这个数字是世界第一，中国M2超发学界有不同的解读，最流行的观点是，中国是一个银行业为主的间接融资金融体制，M2大多是以存款的形式由商业银行的信用创造，这是中国金融体制所固有的，比如日本等国家也是以银行为主的间接金融，M2存量也比较大，尤其是M2和GDP的比率高于中国，因此不会有风险。
　　还有一种解读是因为我国这十多年的经济发展，除了出口加工型的外向型制造业以外，对内主要是房地产和基础设施的投资，这部分创造了过多的货币，而这部分信用基础不牢靠，很容易发生信用坍塌，比如最近两年宏观经济出现下滑后，民间借贷出现资金链断裂，其实就是房地产需求崩溃所导致的。这部分货币就是土地为抵押创造的信用货币，当房地产需求跟不上时，就会发生风险。
　　四维宏观金融智库（FHT）认同后一种说法，货币本质上是债务，债务一定要通过创造的价值去消化，如果没有新增价值与之相配，就会发生债务风险。
　　随着人口增长的衰退以及经济增速放缓，房地产出现严重的供大于求，房地产经济基本上已经不能创造价值，这是目前中国经济所处的最大的现实。当房地产不能创造价值的时候，用土地抵押创造货币的模式就停止了，于是地价下跌，地方政府用土地融资进行地方基础设施的投资需求就结束了。
　　自此，我们看到从2012年开始尽管M2的绝对增量还在增加，但是增速是下降的，这三年大体上在12%附近波动，远远低于此前动辄15%以上的增幅，这是由于出口和投资量大创造货币的领域已经削弱下来了。
　　而此后，人们将经济发展的动能指望到消费，但是由于体制的原因，财富分配过分集中在少数人手中，养老保障体制落后，大多数低收入阶层的未来养老成为不可知的风险，因此储蓄型养老增加，消费无从增加。
　　所以中国经济目前遇到的困境就是自从2008年以后，外需回落，国际经济再平衡调整，中国以出口为导向的低端制造业就熄火了，这部分以中小民营经济为主的经济模块，2008年后被冲击的七零八落，后来四万亿的挤出，更加没有存身之地了。
　　低端制造业不能创造货币信用，而高端则需要高端科技创新的长期积累，非一朝一夕之功，经济内在的创造信用的能力进一步弱化。
　　再加上中国金融体制以国有的大型银行为主体，其资源配置能力低下，往往形成资源错配，把有限的资源配置在大型国企和地方政府那里，而这些主体有属于预算软约束，对资金的吸收又是不惜成本，这样产生的结果就是，市场化的融资成本居高不下，债务风险加大。从去年以来解决这个问题已经成为高层政府首要关注的焦点，但是最终效果不理想。
　　今年年中以来，股市成为吸收资金的利器。证券市场交易结算资金余额从5月底5299亿元的低点激增至12月初1.2万亿元的高点，增幅达127%，而股市融资余额从6月初的3908亿元低点增至12月底超过一万亿元，10月份以来增速达到近60%，充分说明资金开始进入资本市场。
　　这时候，货币当局如何作为呢，不放货币，资金紧张，放了货币，资金流入虚拟经济，实体经济仍然吸引不来资金。但在四维宏观金融智库（FHT）看来，高层完全没必要害怕股市大涨，A股的牛市恰恰是为未来的金融结构改革打下基础，改变目前已有的以间接融资为主的融资体制，为注册制改革推出铺垫。未来注册制改革推出，大量的企业上市股票供给，股市的供给如源头活水，这时候没有市场资金的配合，可能把股市打入地狱。注册制推出，会打通直接融资市场和资本市场的管道，资金可以通过股市源源不断的进入实体经济，比如IPO、增发、配股、并购等，而PE等资本市场机构也可以通过资本市场的快速变现，将资金引入实体经济中最有效率的部门，鼓励社会的创新和创业氛围。可以这样说，在不良资产持续增加的情况下，商业银行的惜贷惧贷是理性反应，想要依靠商业银行来降低融资成本是不可能的，只有资本市场才是唯一的道途径。
　　所以，中国这样一个超大型经济体，未来的发展模式必然是向美国学习，美国的金融体制在利率市场化后，间接融资比例必然降低，直接融资勃兴，这当然也与美国金融体制的历史沿革有关系。高效的资本市场是未来中国经济发展的战略目标，这一点不容质疑。
　　因此，在控制好系统性风险的基础上，A股的大涨完全没必要惊慌，市场的风险就由机构和投资者自己承担，政府只负责做好监管就可以，没必要瞎操心，买者自负，风险自担，是市场经济的基本原则，完全没必要出台政策有意识打压或者人为拔高资本市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