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化建设正在迎来第一次全面“大考”，这次“大考”的内容被称为“第一个百年”目标，在中国共产党建立一百年时，中国人民将证明自己能够如期全面建成小康社会。2016年是“十三五”计划的开局之年，中国由此进入实现“第一个百年”愿景的冲刺阶段。这是一次没有“标准答案”的“大考”，陷入迷惘的当今世界无法提供现成答案，需要中国运用自己的智慧去探索；这是一次“行百里者半九十”的“大考”，越是临近第一次“大考”验收的时间点，局面越为复杂。应对这样的一次“大考”，需要实力，也需要定力。

　　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中国面临的国际格局与经济增长局面都日益复杂。经济危机的蔓延，与应对危机的各种政策影响的扩张，相互交织，不少国家先后经历超出预期的经济震荡。中国经济此前的持续高速经济增长，引发了全球领先国家被中国赶超的战略焦虑，调整对华政策，在中国周边海洋挑起区域矛盾。这一变化推动了中国并重海洋与陆地的“一带一路”战略的展开，对中国对外经贸关系的影响则相对较小。

　　在复杂的周边外交格局中，中国经济的复杂性也日益凸显，一方面全球化程度进一步提升，另一方面近两年经济开始进入“新常态”的新周期，虽然很难延续新世纪最初十年高增长速度，在全球市场的话语权仍然在逐步提升，金融全球化不断推进，在制造业转型等方面也出现了新的增长点。中国经济的全球化程度，面临一些国家的外交遏制，不退反进，既显示中国经济已经成为处理全球关系的坚实基础，也显示中国经济发展越来越具有“专业性”的特点，经济界自身的诉求越来越深地影响经济发展，经济发展规划和具体政策的专业化色彩都越来越强。

　　确定中国经济增长的支撑点，是应对经济复杂性的要害。从过去一年来看，实体经济与金融领域都有引人注目之处。一是以往作为中国经济成长重要基础的“中国制造”出现明显分化：低端制造业由于海外市场持续多年不景气逐渐走向萧条，中高端制造业则在部分领域（例如高铁及相关产业）开始表现出较强的国际竞争力，“中国制造”的转型升级的态势初步形成。基于此一态势，中国政府提出了“中国制造2025”的规划。二是金融领域在全球范围越来越被视为刺激经济成长的依托，中国也不例外。目前人民币国际化进程加快，金融创新及互联网金融（尤其是P2P领域）日益活跃，都是重要表现。同时，金融和证券领域也出现了一些新的挑战，例如，股市出现大幅震荡，形成机制与以往颇有不同；个别大型P2P公司如e租宝亦出现了严重问题。

　　制造业升级等实体经济领域的成长，意味着持续加强投资，也意味着不同于以服务业替代工业化的政策选择。目前经济真正的复杂性在于，选择制造业升级和工业升级作为经济增长的支撑点，与全球经济金融化的潮流之间存在一定的紧张。从原则上说，金融发展服务于实体经济是社会共识，但在实践中，金融发展往往会形成“自我循环”，金融活动往往对生产性投资形成挤出效应。服务业发展（尤其是金融服务业发展）与消费增长究竟应该替代工业成长，还是将两者同时整合为经济增长的支撑点，是目前复杂局面中两种很不一样、令人踌躇不已的选择。

　　局面越是复杂，中国越是需要保持足够的定力，立足现实，夯实有良好基础的成长领域，确立多个支撑点，避免陷入“非此即彼”的片面思路。中国工业升级还有很大的空间。正如工业领域主管官员解读《中国制造2025》时所指出，在全球制造业的四级梯队中，中国处于第三梯队，而且这种格局在短时间内难有根本性改变，中国要成为制造强国至少要再努力30年。所谓“人口红利”的消失等问题，并不是工业升级的障碍，工业升级需要的是更好、更普遍的教育发展。

　　工业成长，仍然是中国经济实力的根基所在，是中国增长的重要基础所在，也是更为均衡、平等和普惠的经济社会政策的重要基础。中国建成全面小康社会，需要工业成长与金融发展等多个支撑点同时发挥作用。这意味着，我们需要对此前中国乃至东亚经济快速增长的经验有新的认识，此前的经验远远没有失效，那就是，快速推进的工业化、制造业增加值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继续上升。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第一个百年”的“大考”没有标准答案，中国道路的探索需要中国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