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16日，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中国保险与风险管理研究中心、同方全球人寿保险有限公司联合在京发布《2016中国居民退休准备指数调研报告》(下称“报告”)。报告称，2016年中国居民退休准备指数——6.0，该指数较去年的6.51出现显著下滑，也是近四年来首次止涨走跌。

　　报告显示，指数下跌的主要原因是受到宏观经济放缓、全球居民退休准备均不足等客观因素影响。同时，报告还指出，中国居民退休预期与现实准备情况之间存在巨大鸿沟，家庭养老难的困境逐年突显。

　　报告称，从2013年到2015年，中国居民退休准备指数基本呈现出稳步上升的趋势，而2016居民退休指数仅为6.0分，居民退休准备紧逼及格线。其中，仅15.3%的受访者认为自己为退休进行得准备十分充分，创三年来最低；而认为退休准备不足以支撑退休生活的群体则较2015年提高了10%。

　　对此，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中国保险与风险管理研究中心主任陈秉正表示，居民退休责任意识变弱、退休计划完善度下降、退休储蓄充分度不足，以及对取得期望收入的信心下降等实际准备情况是导致指数下滑的主要原因。

　　“更深层次的原因是宏观经济增长放缓，全球整体的退休准备情况都变差，居民对经济及退休后收入的预期也逐步回归理性。”他说。

　　另一方面，居民的退休生活愿景和预期整体表现较为乐观，超六成居民认为自己退休后可实现“旅游”、“陪伴亲友”和“发展爱好”等愿景。

　　居民“实际养老准备不足”与“预期乐观”之间的鸿沟由此突显，尤其是25-44岁群体的退休准备指数不容乐观，甚至低于6.0的“及格线”。从退休准备来看，青壮年时期是最佳年龄段。但在中国，因为家庭中往往只有他们正处于劳动年龄，要同时赡养老人、抚育子女已令他们捉襟见肘，如还要考虑未来养老的问题则更力不从心。

　　报告显示，截至2015年末，我国65周岁及以上居民人口数达1.44亿，占总人口比达10.5%，中国人的年龄中值已从2000年的30岁，上升至37岁左右。随着平均预期寿命、老龄人口数量、社会劳动人口抚养负担等增加，解决未来中国养老问题已刻不容缓。

　　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所长、世界社保研究中心主任郑秉文强调，针对居民养老保障，应减小对第一支柱(政府)的依赖，发展第二(雇主)、第三支柱(个人)，而第三支柱应在居民养老保障中发挥重要作用。

　　“国家不能一角独大，而企业所发挥的作用并不足以支撑国民养老局面，因此，个人亟待发力，即是发达国家普遍建立和使用的养老金。”郑秉文还特别以美国为例，对比中外的商业养老保险差异。

　　具体而言，美国大约5个人里有2个人拥有商业养老保险，而且累计资产相当于美国当年GDP的2/5，而中国商业保险占GDP的比重非常小，即潜力巨大。从需求方面看，居民购买万能险多出于增值、保值，为养老做准备。个人养老将会成为一个重要的养老支柱。

　　陈秉正亦表示，中国居民对政府和个人的期望均高于世界平均水平，42%的居民认为政府应为居民退休负责，而35%的居民认为养老需靠自己。从雇主层面，中国居民退休收入来源中企业占比低于发达国家，仅占24%，未来随着收入增加，居民将减少对政府的依赖，反之对企业的依赖度将上升。企业应积极探索建立雇主与员工共同缴费的企业年金制度。比如与商业保险公司合作，建立经济保障、退休理财规划建议和管理服务为一体的退休保障计划。

　　“退休的准备期在15年到20年是比较合适。”陈秉正建议，每个人一定要做多元化的退休规划、多元化的财务准备，包括配置商业保险、储蓄、定向基金、房产等。

　　个人作为第三支柱究竟如何准备退休？同方全球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总经理朱勇认为，一方面，置业可以作为养老储备的一种重要方式，另一方面，高额的养老保险可作为未来现金流的保障。

　　报告显示，居民对购买商业保险并不排斥，特别是，长期护理类产品和抗通胀理财产品备受青睐。其中，20-69岁居民，超六成居民认为自己有可能接受长期照护。

　　不过，朱勇直言：“未来养老不单纯只是财富准备的问题。”他称，养老还涉及健康、亲情、护理。若缓解自身退休后的生活压力，最重要是尽早规划自身养老计划，尤其是养老方式，即在物质基础和心理建设上做好双重准备。

　　另外，随着老龄化程度加剧，居民对商业养老金融服务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陈秉正称“随着老龄化社会的到来，老年产业已慢慢形成，金融对养老产业的支撑作用日益凸显。”陈秉正认为，未来，这种需求可能会形成一种独特的金融业的新分支——“老年金融”。

　　他进一步解释道，老年金融至少应在两个方面谋求创新突破：第一，直接为老年人提供的金融产品，包括针对老年人需要的理财产品，比如养老保险、健康保险、抵押保险等；第二，探究金融业如何支持老年产业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