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业转型升级的进程中，哪些新一线城市在崛起？在传统的GDP评价体系之外，如何衡量城市的未来潜力？软实力在当前阶段对吸引人口有多大的影响？未来的城市竞争格局是否会有大变化？

　　带着这些问题，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专访了中国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首席经济学家、理事长李铁。在他的研究体系中，城市的人口和资源要素吸纳能力，是永恒的竞争力所在。

　　李铁指出，随着土地等要素成本的上升，城市必然要淘汰落后产能，置换高附加值产业，转型升级是必然发生的过程。在当前发展阶段，“宜业”的诉求仍然大于“宜居”，人口仍有进一步聚集的趋势。

　　中国城市竞争存在体制性的不平等

　　《21世纪》：现在关于“新一线城市”的讨论热度很高，在衡量城市综合竞争力或未来潜力的时候，最重要的标准是什么？

　　李铁：关于城市的综合竞争力，我只看一点——外来人口占比。外来人口占比越高，城市活力就越强。以这个标准去衡量城市的经济表现，一定是成立的。

　　很多城市看重国家给予的“全国中心城市”头衔，但行政认定不如实际的规模更有意义，后者代表的是市场选择。所以我个人观点是，界定一线城市的核心，就是看城市聚集人口和要素资源的能力，而不是单单看GDP增长，这是“以人为本”的分析方式。

　　《21世纪》：什么样的城市能更好地聚集人口？

　　李铁：这包含区位条件、行政级别、市场要素等多方面的因素。但中国有一个特色在于城市是分等级的，资源的分配首先按照行政级别来决定，市场要素再跟进，双向影响人口的流动。

　　中国的城市发展，特别是在1997年以后，很大程度取决于能拿到的土地供给，土地越多，招商引资的机会越大，聚集的人口就越多，这是体制的因素。有的省会城市甚至可以拿到全省一半的土地指标，没有空间了，就去不适合的地方搞新区，比如兰州，这导致了资源配置的效率低下。

　　城市与城市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在中国是GDP的竞争关系。有些大城市的发展实际上是牺牲了其他中小城市的机会。应该是在相对平等的基础上，再来谈城市的人口聚集能力。

　　产业转型升级是必然过程

　　《21世纪》：有种常见的观点认为产业结构或转型升级的表现决定了城市的未来发展潜力，你怎么看这种评判标准？

　　李铁：这当然也是一种分析方法，但产业结构首先要搞清楚的是：哪些是传统产业？哪些是创新产业？也许可以界定，但产业的更新速度可能很快，归根结底，最重要的还是人。

　　另一方面，对于已经获得优质资源的城市而言，随着地价的升高，城市必须要淘汰落后产能，置换高附加值的产业，来适应高成本要素的要求，转型升级某种程度上是一个自然发生的过程，旧的出去，新的进来，这里面就涉及资源置换的问题。

　　缺少土地资源的城市，机会相对会少一些，因为这意味着需要通过更多的置换去获得土地，成本较高，不利于新的企业进来，而创新需要低成本的空间。

　　《21世纪》：按照上述说法，土地空间相对狭小的深圳会处于竞争劣势，但深圳却是转型升级颇有成效的代表，你怎么看？

　　李铁：深圳的情况是早已完成了一代产业更替，它的创新能力很强，某种程度上，这种内生的发展机会一定程度避免了土地置换难题。

　　另一点很重要的是，深圳是一个面向全国的城市，严格来讲，只有北京、上海、深圳具备了这种特点。

　　北京和上海是因为政治中心和经济中心的地位而形成全国性的影响力，深圳虽然有一些差距，但它从一开始就是个完全开放的城市，集全国之力建设，没有传统的地域、体制等限制，没有排外的政策，它的创新空间更大。

　　“宜业”诉求大于“宜居”

　　《21世纪》：在传统的经济指标之外，现在衡量城市对人口的吸引力，往往还包含一些软实力的因素，比如宜居程度等，这些影响会有多大？

　　李铁：在我们当前的发展阶段，人选择城市，最看重的仍然是寻租、就业的机会，这是占首位的，当然公共服务水平等也是一方面的考虑，包括自然环境，但“宜业”的诉求仍然远胜于“宜居”。

　　《21世纪》：从这个角度来看，人口是否还有进一步往一些大城市聚集的趋势？

　　李铁：事实上到今天，我们关于城市的定义都还不是很清晰。例如北京有16800平方公里，这是行政区的概念，但我们经常把主城区和辖区的概念混淆在一起，很多政策边界越来越模糊，比如功能疏解，实际是控制人口进来，可有些辖区并不存在交通拥堵等问题，还可以承载很多产业和人口。针对主城区的药，怎么能让辖区去吃呢？

　　城市的发展离不开人，越高端的服务水平，就需要越多的人口。尤其大城市要发展高科技产业，这些都是白领劳动密集型，这些人口如何配置值得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