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子说，‘天下多忌讳而民弥贫’。只有把束缚老百姓手脚的绳索都解开了，才能真正发挥13亿人的聪明才智和创造力！”

　　1月4日，2017年开年首个国务院常务会议上，总理用老子这句已经传颂超过两千年的话来诠释改革的无止境。

　　企业最期待的改革是什么？玻璃大王曹德旺吐槽中国企业税负过重后，这便成为了2016年12月以来最受关注的话题之一。今年开年，权威说法来了。

　　企业负担重，税收不能“背锅”

　　就在开年首个常务会议上，李克强明确表了态：“最近有声音认为企业税负过高，其实仔细掰开来算细账，主要是企业的非税负担过重。企业成本高在哪儿，还不是制度性交易成本太高？”

　　换一个理解方式，企业负担重，税收不能背锅。紧接着，1月5日，财政部官网刊发答记者问，主题就是企业税费负担问题。

　　财政部有关负责人指出，近十年来我国涉及企业的两大主要税种税制改革，体现了普遍性减税和结构性减税相结合的政策导向，是有利于企业可持续发展的。

　　是哪两大税种？增值税和企业所得税。以去年11月为例，当月我国增值税共录得3787亿元，企业所得税为601亿元，而全国税收总收入为8554亿元，这两大税种占比将近一半，并且绝大数来源都是企业。

　　从近十年的税收改革来看，为企业减负始终是方向。2008年，我国对企业所得税制进行了重大改革，主要措施包括五条：

　　一是取消内外资企业差别待遇，统一内外资企业所得税法。

　　二是法定税率由33%降为25%，如果进行国际比较，这一税率属于中等水平。

　　三是将原来以区域优惠为主的税收优惠体系转变为以产业优惠为主、区域优惠为辅。

　　四是对国家重点支持的高新技术企业和符合条件的小型微利企业分别给予15%和20%低税率优惠。

　　五是对西部地区鼓励类企业执行15%低税率优惠。

　　“从以上改革措施不难看出，企业所得税改革，是按减轻企业税收负担设计的，同时也重点支持了高新技术企业和西部地区企业的发展。”财政部有关负责人说道。

　　增值税也是同样的方向。

　　仅拿2016年全面推开营改增试点来说，企业购进服务、不动产等支付的增值税都可以抵扣，当年减税就超过5000亿元。

　　再来横向比一比，财政部有关负责人说，从税率来看，我国增值税的标准税率为17%，在世界上160多个实施增值税的国家和地区属于中间水平，同时还设置了13%、11%、6%三档低税率。

　　总理发话：制度性交易成本太高

　　税收不背锅怎么办？总理讲的很清楚，企业的非税负担过重，制度性交易成本太高。

　　制度性交易成本又称体制性成本，主要是指企业因遵循政府制定的各种制度、规章、政策而需要付出的成本。

　　“有些根本没有名目的‘费’，监管者对企业是说罚就罚、说缴就缴，企业的成本怎么能不高？”李克强说。

　　学者的研究能佐证这一点。根据国家行政学院教授冯俏彬的研究结果，就税收负担而言，我国的真实情况是：以规范的税收收入、财政收入计算的宏观税负水平并不高；但以政府收入计算的宏观税负水平偏高。

　　冯俏彬说，究其原因，主要是因为政府收入的多元化所致，在税收之外的各类费、基金、社保缴费、住房公积金乃至土地出让金、国有企业收入等占比过大。

　　以2015年为例，全部政府收入共计24.48万亿元，其中税收仅为12.49万亿元，占51%；而税外收入却占到49%的比例。

　　冯俏彬说，在各项政府性基金中，当前企业意见最大之一，是面向绝大多数企业征收的残疾人就业保障金。这项基金自1992年开始收取，至今已有25年。

　　刘俊在北京经营一家环保设备企业多年，他告诉《每日经济新闻》记者，企业并不大，属于初创型企业，目前拥有员工30人左右，每年要交5万~6万元残疾人就业保障金，已经相当于一个员工工资的水平。

　　按照冯俏彬的说法，与残疾人有关的各类保障是社会福利支出的一部分，应当由公共财政保障，其收入也应来自于一般公共收入。专列名目收取经费的做法，确实陈旧过时，应当及时清理。

　　政府各类收费还只是一方面，“许多收费的中介服务是和行政机关暗中连在一起的。企业不经过这些中介服务，就别想拿到必要的行政审批和行政许可。这就给企业造成了直接的负担。”总理严厉说道。

　　就此，一位不愿署名的上市公司董事长告诉《每日经济新闻》记者，残疾人就业保障金、“五险一金”等都是小头，企业最大的制度性交易成本在中介费、评估费等领域的支出。

　　他的原话是这样的：类似于环评的项目评估很多评估是政府规章制度中硬性要求做的，企业投资的项目一般比较大，投资规模过亿元，项目评估费一般有一个基数和一定比例，基数一般是要几百万元，上千万元也很正常。这一块只有有限几家做，有些根本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第三方中介机构，能谈价的空间有限。

　　涉企收费还要再清理，“红顶中介”也跑不了

　　本届政府成立以来，已经陆续出台了一系列清理规范政府性基金和行政事业性收费的措施。

　　目前保留的中央级政府性基金减少到23项，中央级行政事业性收费减少到92项，其中，涉企收费68项。各地设立的行政事业性收费也大大减少。

　　下一步怎么办？财政部的答案很简单，总结起来就八个字：继续减少，公开透明。

　　财政部有关负责人表示，我们将与有关部门进一步清理规范涉企收费，再取消、调整和规范一批行政事业性收费项目和标准。在财政部门户网站公开中央和地方行政事业性收费目录清单，主动接受社会监督。

　　但他也坦言，涉企收费问题比较复杂，除了行政事业性收费外，还有中介服务收费、行业协会商会收费等经营服务性收费。

　　话外之意，有些内容恐怕并非在财政部的管辖范围。但“红顶中介”们是肯定跑不掉的。

　　1月4日的国务院常务会议当天就决定，在本届政府已取消230项中央指定地方实施的行政审批事项基础上，再取消民办学校招生简章和广告备案核准、棉花加工资质认定等53项许可，取消与法律资格认定铁路运输基础设备生产企业审批等有关的20项中介服务事项。

　　李克强总理强调：“一定要下决心清理不规范的中介服务，特别要坚决整治‘红顶中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