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开放的大门不会关闭，只会越开越大。”十九大报告指出，要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在我国的经济发展开始由规模速度型向质量效益型转变，以及人民币国际化、“一带一路”持续推进的大背景下，我国发展更高层次的开放型经济也愈加明确。

　　与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的地位不相匹配的是，我国金融业在国际金融领域的影响并不突出。作为对外开放的重要组成部分，2017年金融对外开放也正在提挡加速。

　　随着金融业进一步对外开放的时间表和路线图不断明确，展望2018年，金融业开放的程度或将面临自身发展、外资诉求以及国内外复杂的经济环境的综合影响。以商业银行为代表的金融机构在金融业双向开放中，也将面临“一视同仁”的中外资竞争环境和“走出去”的国际化挑战。

　　锚定开放

　　对于扩大开放的新格局的方向的定位，2017年召开的重大经济会议均有强调。

　　2017年7月，全国金融工作会议上要求不断扩大金融对外开放，深化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稳步推进人民币国际化，稳步实现资本项目可兑换，同时要求推进“一带一路”建设金融创新；2017年10月，党的十九大召开，明确提出要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跟随十九大的方向基调，2017年12月18日至20日举行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再次强调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

　　“一国金融国际化程度越高、服务能力越强，越有利于一国经济的全球化。中国经济全球化发展进入新阶段，更加需要金融业的双向开放。随着中国企业‘走出去’、人民币国际化加快，中资金融机构已经具备了进入主流市场的条件和基础。”2017年12月中旬中国银行国际金融研究所发布《新时代全球格局新变化对我国宏观政策带来的挑战》(下称“中行报告”)报告显示。

　　金融开放的内涵丰富，涉及主题包括银行等金融机构，也包括与之相关的金融市场，还包含了跨境资本的自由流动与人民币汇率等多个宏观方面的政策内涵。

　　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在十九大期间曾公开表示，金融业进一步开放的方向包括“沪港通”“深港通”“债券通”等市场连通方面，机构合作方面以及金融市场准入方面。

　　以市场准入为例，2017年相关政策明显“松绑”。2017年1月17日，国务院发布《关于扩大对外开放积极利用外资若干措施的通知》，要求服务业重点放宽银行类金融机构、证券公司、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公司、期货公司、保险机构、保险中介机构外资准入限制。

　　11月之后有关部门便有明确表态，开始推进银行业、证券业、保险业对外开放的路径。“从现在开始实施对中外资一视同仁的政策。” 借11月份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时机，财政部副部长朱光耀针对中资银行和金融资产管理公司的外资单一持股比例时指出。

　　11月10日，朱光耀在国新办吹风会上表示，中方决定将单个或多个外国投资者直接或间接投资证券、基金管理、期货公司的投资比例限制放宽至51%，上述措施实施三年后，投资比例不受限制；将取消对中资银行和金融资产管理公司的外资单一持股不超过20%、合计持股不超过25%的持股比例限制，实施内外一致的银行业股权投资比例规则；三年后将单个或多个外国投资者投资设立经营人身保险业务的保险公司的投资比例放宽至51%，五年后投资比例不受限制。

　　此次开放具有全覆盖的特征，开放领域包括银行、证券、基金管理、保险公司等。从出资比例和控股程度方面展望，未来一些金融机构可能会成为外资绝对控股企业。

　　12月举行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再次指出要“有序放宽市场准入，全面实行准入前国民待遇。”

　　“引进来”：市场准入松闸

　　金融业扩大对外开放的两个层面，一个是“引进来”，继续放宽对外资金融机构的准入限制；另一个是“走出去”，增加金融业对外投资。

　　以银行业为例，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银行业向外资开放的范围逐步扩大，但近几年外资银行在华发展缓慢，出售所持银行股权、关闭网点的现象屡见不鲜。

　　某外资银行首席执行官告诉记者：“如果单纯从营业经营状况来讲，外资银行真的扮演不了重要角色。十年以前，大家都会说外资银行‘狼来了’，可是十年回头一看，这些狼都是‘小绵羊’，反倒是中资企业有很大的增长。因此，我们注重发挥的是自己的优势，锁定自身的客户群，盘活自己的网络资源。”

　　由于外资行在华开展业务、准入门槛等方面的限制较多，放宽限制政策、提高发展空间成了外资行的实际诉求。

　　2017年银行业对外开放的步伐加速。12月28日，银监会对《中国银监会外资银行行政许可事项实施办法》进行了修订，形成了《中国银监会关于修改〈中国银监会外资银行行政许可事项实施办法〉的决定(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决定》)，《决定》最大限度减少行政许可事项，简化许可流程，提高银行业机构展业的便利性，促进中外资银行市场准入标准进一步统一。

　　值得注意的是，《决定》修改的主要内容有以下三方面：一是进一步扩大银行业对外开放；二是最大限度减少行政许可事项，简化行政许可程序；三是进一步统一中外资银行市场准入标准。

　　据了解，目前国内的外资银行有不同的商业存在形式，不同的形式反映商业银行在我国不同的进驻策略。

　　银监会数据显示，截至2017年11月末，我国外资银行业金融机构210家，这包括外资法人银行39家、外资新型农村金融机构17家、外资非银行金融机构31家，以及外国银行分行123家，另有100多家银行业法人机构含有外资成分。

　　“从改善竞争环境来看，外资机构介入可以引进更加有序的竞争。相对来说，外资行资产质量、风险控制方面做得很好，例如外资行不良率比中资行要低。外资行的进入，有利于督促中资行风险控制。另外，从补充资本的角度，吸引更多的外资进入中国市场，也是等于给中小型银行多了一个渠道来补充资本。”某国际评级机构分析人士告诉记者。

　　另外，银监会表示扩大外资银行业务经营空间，取消外资银行人民币业务等待期，支持外国银行分行从事政府债券相关业务、放宽外国银行分行从事人民币零售存款要求，支持外资银行参与金融市场业务等。

　　“外资行进入东道国后，东道国银行通过对其技术溢出的吸收、新产品的模仿，不断改善自身技术水平，提高人才素质，加强金融创新等必将会对东道国的金融结构产生一定影响。”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货币所研究员李虹含认为。

　　李虹含表示：“扩大金融业对外开放格局在提高金融机构效率、促进经济发展的同时，也给金融安全带来隐患。外资进入对我国金融安全的影响主要体现在扩大金融业对外开放格局大量进入以后所引起的金融机构竞争、制度冲击和政策干扰等方面。”

　　制度对接方面是目前整个金融业对外开放的挑战。

　　兴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鲁政委坦言：“资本账户是我们在开放中始终面临的挑战。如果不能让资本账户自由流动，开放就是始终有限，这导致现在的自贸区‘走不快’。每一个金融中心首先是航运中心，比如在自由港香港，大宗商品不用入海关，可以直接上岸，而大宗商品交易需要金融结算，需要资本账户自由流动。这是问题的关键。”

　　“走出去”：国际化布局提速

　　当前金融机构“走出去”进行国际化布局以银行为主力。

　　商务部数据显示，截至2016 年末，中国国有商业银行共在美国、日本、英国等45 个国家(地区)开设83 家分行、59 家附属机构，员工总人数达5.1 万人，其中雇用外方员工4.8 万人，占94.1%。2016 年末，中国共在境外设立保险机构9 家。

　　“政府应支持中资金融机构不断提高全球服务能力，在当地经济金融中扮演更加重要的角色，在深耕本土市场的同时为中资企业‘铺路搭桥’‘穿针引线’。要统筹设计中资金融机构‘走出去’的政策框架和策略，加强与国际机构、外国监管机构的沟通和协调，支持有条件的中资金融机构加快‘走出去’。”中行报告指出。

　　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一带一路”倡议的推动作用凸显，参与“一带一路”沿线布局是对外开放新局面的重要途径。

　　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要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要以“一带一路”建设为重点，坚持引进来和走出去并重，遵循共商、共建、共享原则，加强创新能力开放合作，形成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开放格局。

　　随着双向投资进入新阶段，中国企业对外投资的速度加快，国内企业在境外项目运作、投资并购和境内外资源整合等方面的金融服务需求日益增加。

　　商务部数据显示，2017年1至11月，我国企业在“一带一路”沿线61个国家新签对外承包工程项目合同6201份，占同期我国对外承包工程新签合同额的54.1%，同比增长13.1%；完成营业额653.9亿美元，占同期总额的48.7%，同比增长6.1%。

　　随着“一带一路”沿线的贸易和投资的增长，商业银行积极参与到相关金融合作中。

　　国内政策性银行牵头为国内参与一带一路的企业进行项目融资，商业银行也加速对“一带一路”的布局。

　　以工行和中行为例，截至2017年6月底，工行在“一带一路”沿线18个国家和地区拥有127家分支机构，中行542家海外分支机构覆盖20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

　　上述国际评级机构分析人士认为：“因为母行在国内的原因，中资行与中资企业有天然的联系。在帮助中国企业‘走出去’过程中，中资行还是有一定的优势。而具体看哪家银行比较有优势，要看国内银行在当地的布局、融资渠道以及结算、清算网络等方面。”

　　由于中资机构国际化起步较晚，在跨境金融服务方面也面临诸多的挑战。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副院长黄益平执笔的《2017径山报告》指出，国内金融机构的海外布局与“走出去”企业的分布不匹配。报告显示金融机构“走出去”明显滞后于企业“走出去”，跨境金融服务的能力比较弱。其中，我国金融机构海外布局主要集中在发达经济体，对海外投资较多的发展中和新兴市场国家反而布点比较少。

　　“金融机构大多选择了在发达国家设立分支机构，在中亚地区设立分支机构的还不多，这也限制了中国银行业在‘一带一路’国家的快速布局与发展，而布局需要完善的结算中心做支撑，但能够提供完善支付结算功能的中心却并不多，‘一带一路’边贸结算商户为规避税费，多数倾向于现钞结算，中国与‘一带一路’各国的贸易失衡也对人民币结算产生较大影响。” 李虹含认为，经贸往来存在发展空间，为银行金融机构建立人民币结算中心提供了更多机遇。

　　“一带一路”沿线布局是国内商业银行国际化战略的一部分。随着我国企业在全球各地区“走出去”力度日益加大，近年来我国商业银行海外布局发展迅速，国际布局进程将进一步加快。

　　“对于银行体系来说，还是各家银行战略选择，大型银行、政策性银行国际化布局比较多，相对而言涉足国际化的中小行并不多。”上述国际评级机构分析人士表示。

　　大型银行凭借自身资金优势开拓全球化布局最为积极，其中以中行、工行为主力。半年报数据显示，截止到2017年6月底，中行海外机构横跨全球六大洲51个国家和地区并拥有542家分支机构；工行在42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419家机构，通过参股标准银行集团间接覆盖非洲20个国家，与1519家境外银行建立了代理行关系；建行在29 个国家和地区拥有境外各级机构251 家；农行共有10家境外分行和3家境外代表处；交行共设境外分、子行及代表处20家以及境外网点65个。

　　随着2017年一系列大幅度的放开金融业准入政策，将为中资金融机构进一步走向国际市场提供机遇。

　　鲁政委认为，更多外资银行的“走进来”有助于中资银行机构“走出去”。他表示：“目前来说，我国已经是一个经济大国，但是整体来看金融领域对全球的影响非常有限，并不匹配我国经济大国地位。所以金融对外开放的目的也是希望未来我国在金融领域能跻身全球前列。”

(原标题：全面开放：金融业双向开放迎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