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德斯在中美两个市场均有“下注”，在他看来，全球经济一体化未来依然值得期待。在今年以来的中美两大市场调整过程中，西德斯持续买入美股小盘股，尽管小盘股表现不佳，但他仍坚持买入策略，也坚信小盘股是一个充满吸引力的领域。

　　对于中国市场，西德斯建议投资人买入一只低成本的指数型基金，也即整体买入A股。

　　至于市场担忧的外资撤离A股市场，根据他的观察，大资金其实没什么动静，中国的管理模式非常奏效。他提醒说，还是要坚持长期投资，就像经营一门好生意，只有充满兴趣、热情且敢于不懈追求，那么变得富有的概率就很大。“投资者需要有长远眼光，投资最重要的原则并未真正改变。”

　　泰德·西德斯还是应战巴菲特“十年赌约”的基金经理，曾与巴菲特有连续多年的互动。他发现，优秀基金经理在遭遇业绩不佳的时候有一种类似的素质，就是在“困境时间”的黑色幽默，“如果你无法开怀大笑，那就太艰难了。”

　　《红周刊》：我们从您的投资生涯开始谈起吧。您是什么时候对投资产生兴趣的？

　　泰德·西德斯：我父亲是一位医生，他闲暇的时候经常在电视上看滚动的股票价格，我当时还不知道投资是怎么回事，但电视主持人和我父亲都对一条弯弯曲曲的曲线极度感兴趣，这一幕引起了我的注意。

　　直到在耶鲁上大学，我开始接触投资知识，兴趣也越来越浓，后来被大卫·史文森选到耶鲁投资办公室，在那里工作了5年。这成为我投资工作的起点。

　　《红周刊》：1992年您从耶鲁毕业，然后顺利地加入了耶鲁投资办公室。我们知道，大卫·史文森和迪安·高桥非常善于挑选人才，而且每年只聘用一个毕业生。当初为什么选中您？

　　泰德·西德斯：这是很久以前的事了，我1992年大学毕业，被大卫选到耶鲁投资办公室，在今天听起来，这好像是一个过五关斩六将的故事。但坦白地说，1992年他刚进耶鲁7年左右，没有人知道大卫·史文森是谁，也没有人知道他在做什么。

　　我认为，他给我这个机会，更多是因为性格和文化背景相契合，这也是他招募耶鲁大学学生的原因，因为大家在学术技能、聪明程度、性格和内驱力方面有一些共性。

　　此外，大卫采取的是一种家族办公室模式的投资机构，那里是一个既友善且有趣的地方，我们为了获得长期成功而共同奋斗。对于为何能够面试成功，实话说，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可能是面试时觉得我相比其他人更有眼缘。

　　《红周刊》：您那几年最大的收获是什么？

　　泰德·西德斯：我在耶鲁投资办公室工作了5年，当时在投资委员会办公室工作，那是一个决策小组。我加入的时候，大卫为我办了一个有趣的欢迎会，很像读书时我们常举行的派对，没什么拘束感，我们玩得很开心。

　　而就在这场欢迎会进入尾声，大卫给我列出了所有投资备忘录的清单，我当时被这几十页的清单惊呆了。这是一篇5年(期)投资建议，但这一两千字的文章只是目录，我需要把所有这些材料收集起来。

　　当时我还是个大三学生，我想要认真工作，全力支持他们的投资决策。所以我努力完成这些材料的搜集整理，而这个搜集材料的过程给予我深刻的学习体验。

　　《红周刊》：耶鲁投资办公室的工作方法非常严格，同时也非常宝贵。

　　泰德·西德斯：作为投资者，大卫非常有天分，其中之一就是独创了一套哲学体系，这是一套关于他如何看待投资世界运行的看法与准则，而且需要相当严谨的态度去执行这套准则。

　　它包括了各项资产和各个市场间的动态平衡，投资人需要关注市场波动，并逼迫自己在获得高收益的资产上减仓，在还没有表现的资产上加仓，以保证每项资产在组合中的占比是恒定的。由于这样的操作并不容易做到，所以它看上去异常苛刻。

　　当然，这并不是意味着我们每天在严苛且艰难的环境中工作，耶鲁投资办公室的氛围是很开放而且协调的。

　　《红周刊》：就耶鲁投资办公室对价值型基金的一些偏见，可否举个例子？

　　泰德·西德斯：这种偏见存在了10年，尤其在最近几年表现尤为明显。在美国市场上，我们将股票划分为不同风格，比如价值股、小盘股和高质量股。很多基金专注于价值股，而另一些专注于小盘股。

　　早在30年前，大卫就思考过这些不同的风格，只是当时并未将这些做明确划分。如果你关注行为金融学的研究就会知道，某些风格表现出色是由投资者的行为偏差引起的，行为金融学告诉我们，成长股表现好背后是有合理原因的。

　　大卫的另一个惊人天赋是，他每天在办公室里来回踱步思考，思考的是一个长达数百年的投资周期。所以当某一天市场下跌5%、10%甚至20%，他并不在意，因为这不会影响长达数百年的投资。

　　小盘股在过去一段时间内表现出色，耶鲁大学也投资了小盘股上百年(编者注：与美国市值领先的互联网科技公司相比，美国小盘股中大部分是价值股，某种程度可代指价值股)。

　　因此，耶鲁实际上对于成长股(以及上涨的合理性)的偏见持续了很长时间。但耶鲁不会改变。即便某一天有一份研究证明，目前涨势良好的价值风格将会发生切换，耶鲁最好改变他们的投资组合，但他们仍会数十年如一日的选择坚守。

　　《红周刊》：今年以来，美股市场出现大跌，随后出现一波强劲反弹。如果是大卫，他会做怎样的应对？

　　泰德·西德斯：在耶鲁时我们常拷问自己，如果是大卫，他会说什么，他会做什么？

　　他去年(5月5日)不幸离开人世，所以这个问题不再有标准答案了。但我相信，他还会遵循一直以来制定的严格规则，在相关性极弱的不同市场，如美股与国际股票，或者中国股票与国际股票之间，购买大量的低估值资产，同时出售快速上涨的资产。

　　在市场发生变化的时候，他会积极地寻找平衡的配置，以实现长期目标。

　　与巴菲特“十年赌约”反思

　　对冲基金输在超低利率环境

　　《红周刊》：2005年巴菲特发出一个关于“主动管理和被动管理”的赌约(后在2007年底公布赌约内容，即2008年1月1日~2017年12月31日的十年间，若以费后收益作为衡量标准，标准普尔500指数的表现将超过对冲基金的基金组合表现，赌注50万美元)后，一年多时间里无人应战，直到2007年《财富》杂志公布了您的名字。当时。您认为主动管理能够胜出是因为“经济不景气，市场会下行”。这个判断没有错，因为2008年金融市场发生了什么我们都知道了，但在十年赌约中，你输掉了比赛。愿意再聊聊这场赌约吗？

　　泰德·西德斯：当然，赌约是个有趣的话题。尤其在目前的环境下，主动和被动的选择，是市场中至关重要的问题。沃伦的观点是，由于人们向基金经理支付了昂贵的费用，所以当许多这样的基金经理组合在一起，在一段较长的时间内，他们会输给市场。

　　实际上，对冲基金和股票市场是完全不同的两样东西，这就像是把苹果和橘子放在一起做比较。沃伦没有注意到其中的微妙差异，他认为，在管理费较高的情况下，持有市场的整体指数就会获胜。我的观点与他不同，我认为这个差别不仅在于费用，而在于基金经理和市场是完全不同的，基金经理有决策、体系和风格等一系列科学和艺术相融合的操作。

　　我应战沃伦的赌约时已经是2007年，当时市场价格很高，我认为，对冲基金应该做得更好。就像您提到的，我的预测在短期内是正确的，但在整个2008~2017年的10年间，情况不总像开始时那样。随着金融危机的爆发，美联储发挥了作用，为了挽救金融体系和实体经济，他们启动量化宽松，释放了天量流动性。所以在后面八年半的时间里，美国成为全球表现最好的主要经济体之一，可以说，在那10年里，市场从平稳走向了繁荣。

　　对冲基金经理做了他们应该做的，只是他们做的比我想象的糟糕一点。因为对于对冲基金的回报率来说，名义利率至关重要。如果利率是6%，那么投资人会获得4%~5%的卖空返还，但当利率是零时，收益率就跟随利率降为了零。所以超出预期的低利率环境，是对冲基金经理回报跑输市场的一个主要原因。

　　《红周刊》：巴菲特曾多次提到这场赌约，似乎他从中得到了很多乐趣。您一共见过几次巴菲特？

　　泰德·西德斯：我几乎每年都会和沃伦共进一次晚餐，他始终坚持他的判断，然而在最终结果出来之前，我也并不认为自己一定会输。

　　我们这样的讨论大概进行了8次、9次或是10次。沃伦是个绝顶聪明的人，他在饭局上谈生意，谈内布拉斯加州的足球队，谈扑克，他什么都谈，和他一起吃晚餐非常有趣。

　　每一次和沃伦吃饭，我都会带一位我觉得他可能会感兴趣的朋友一起参加。有一年，我和沃伦、沃伦的助理托德·库姆斯(Todd Combs)和泰德·韦斯勒(Ted Weschler)约好一起共进晚餐。赴约之前，我邀请了我的好朋友史蒂夫·加尔布雷斯(Steve Galbraith)一起参加，他曾经是摩根士丹利全球战略投资主管。

　　由于史蒂夫与先锋领航的创始人约翰·博格是好友，所以席间沃伦和史蒂夫聊起了约翰和先锋领航，并问史蒂夫，可否邀请约翰来参加一次伯克希尔股东会？

　　后来史蒂夫告诉约翰和约翰的妻子，沃伦邀请他们。他们本来要参加一个饭局，但听到是沃伦的邀请，于是推了饭局，飞去了奥马哈。这是在约翰去世前一年发生的事，而且在那年的伯克希尔股东会上，约翰的魅力吸引了数以万计的参会者。沃伦后来说，约翰是个非常有趣的人。

　　《红周刊》：他每天跳着踢踏舞去上班吗？

　　泰德·西德斯：是的。他仍然每天坚持工作，他说工作就像打开了跳舞开关，他热爱他所做的一切，我认为，他一定每天都待在他的办公室里。

　　A股市场对主动管理资金友好

　　主流外资并未撤出中国市场

　　《红周刊》：如果这个赌约发生在A股市场，我想主动管理应该能够胜出，因为从2008年到2017年A股整体下跌了37%。这是否表明主动管理很适合A股市场？您怎么看A股市场的机会？

　　泰德·西德斯：我不熟悉A股的结构，或许买一只A股指数基金是一个不错的选择。我觉得，巴菲特也会给出同样的建议。他会说，如果A股市场有很多充满智慧的玩家，你可以买入一只低成本的指数基金，做一个市场的整体买入。

　　由于不同的指数编制方式有很大不同，以标普500指数为例，五大科技股占指数份额的30%~40%。所以当你研究在美股市场中如何战胜指数时，你要考虑能否选出打败那五家科技公司的股票。

　　大部分新兴市场和美股的这个特征相似，由于市场体量较小，所以股票指数可能由极少数公司主导。不过，中国市场的体量比一般新兴市场大得多，这也就意味着，主动管理可能有很多的机会，当研究清楚行业的集中度等问题后，基金经理有机会获得超越指数基金的收益。

　　《红周刊》：大卫·史文森在《机构投资的创新之路》这本书中引用了一个数据：20世纪初的36个证券交易所中，有一多半股市遭受过严重的交易中断——多半因为国有化和战争。而且在100年后，有15个市场仍然是新兴市场。您怎么看新兴市场的配置价值？

　　泰德·西德斯：我们必须关注历史，因为历史告诉我们，在一个长周期内，许多国家的资本市场都出现了一段动荡时期。对于我们这些美国投资者来说，尤其需要保持谨慎，因为美国已经很久没有出现这种情况了。

　　新兴市场发生这种风险的概率更高，补偿风险也需要更高的回报。不过，与发达国家的成熟市场相比，我们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没有在新兴市场看到更高的回报率了。因此，除了中国这样的大市场外，机构还应该做一些前瞻性思考，是否需要投资其他新兴市场？在那里，灾难性损失的风险看起来更高，而且尚不明晰。

　　其实，这些都是投资者经常遇到的问题。我目前的观点是，投资要有长远眼光。我持有中国和其他新兴市场的资产，因为我坚信多样化可以带来优势和收益。

　　投资者发出这样的质疑，通常是在新兴市场表现不佳的时候，但从长期角度看，这是更好机会即将出现的时候。

　　《红周刊》：市场有观点认为，有很多资金正在从中国市场撤离，中国资本市场的估值也回落到历史低位。这会是一个较好的布局机会吗？

　　泰德·西德斯：当然不排除这样一种可能性。我的意思是，那些正在考虑减少中国资产风险敞口的投资者，应该把更多担忧放在地缘政治风险上，而不是企业经营的风险。

　　在中国，过去20年间，其独特的管理模式非常有效。但当一年前政府监管课外培训行业，或对互联网公司进行监管时，对于西方投资者来说，这些是令人担忧的事情，因为股东的收益存在不确定性。中国一直以来都采用这样的方式，所以其实这些都是老生常谈。但当这些事情发生时，它们会提高人们对风险的关注，有人会说，“哇，这些风险比我想象的更高。”

　　只是，对于机构来说，它们需要调整之前的投资方式，因为当一个市场变成高风险市场之后，它有潜力提供更高的回报。所以虽然我们看到很多新闻报道说有投资者离开中国市场，但大量资金仍没什么动静。

　　美国小盘股估值非常低

　　或是增加投资的绝好机会

　　《红周刊》：今年以来，全球经济和金融市场出现了巨震。在这种环境下，如何构建一个投资组合，能够在长期内获得成功？

　　泰德·西德斯：我们也正在寻找这个问题的答案，希望构建一个全新、有价值的投资组合，能够在未来取得胜利。

　　虽然这件事情看起来很复杂，但在长期与企业打交道的过程中，我们学到的一点是，投资最重要的原则并未真正改变。我们永远需要考量多元化并重视长期性，这在面向未来的投资组合中必须占有一席之地。

　　《红周刊》：随着全球经济融合，使得各国股市、各项资产的回报率逐渐趋同。所以分散化的作用是否在打折扣？

　　泰德·西德斯：是的，我们看到各国之间的联系越来越紧密，金融资产的相关性变得越来越强。在多元化的收益公式中，长期来看，确实呈现出各国回报率逐渐趋同的走势。

　　在过去10年中，从一级市场到二级市场，从与公司基本面相关的资产到公司的其他资产，都呈现出收益率逐渐趋同的走势。能源能否走出一个完全不同的独立行情，目前还是未知数，但从过去几十年森林资源的投资回报率走势来看，自然资源的回报最终也会趋于平均值。

　　不过，这个过程相当漫长，虽然相关系数越小在多元化中的获益越多，但只要系数小于1，我们仍然可以从多样化中获益。

　　《红周刊》：美国正在面临一场罕见的通胀和经济衰退，对于美股市场，您目前的观点是什么？

　　泰德·西德斯：美股市场在过去一段时间以来估值昂贵，今年我们做了调整，降低了部分成长股和科技股的配置比例。对我来说，美股是我的主战场，我的大部分资金配置在这里。所以我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我的分配策略，我需要做的是，在美股市场上寻找机会。

　　过去一段时间，价值投资经历了一段低谷期，而且我确实认为，美国小盘股目前的估值非常低，或是增加投资的绝好机会。

　　我一直在进行价值股的投资，随着这些股票的下跌，我不断追加投资，而它们却越跌越多。有时，你可能过早进入了一个领域，但这就是未来长期获得收益的一个方法。

　　成为优秀基金经理的概率是1%

　　投资的艺术性源自天生，无法培养

　　《红周刊》：作为资产配置者，您的日常工作是筛选优秀的基金经理。在您看来，资产配置者和基金经理之间是什么关系？

　　泰德·西德斯：我在耶鲁大学为大卫工作时，首先学到的方法就是，如果你在全球范围内投资不同资产，那么要让各种资产都产生出色的回报，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我们可以采取的策略是，选出在各领域中做得最出色的行家，让他们来代替管理资产。在过去的25年、30年里，我的很多投资都是这样做的。

　　但做到这一点并非易事，这是一个非常残酷的竞技场，基金经理想获得优秀的回报并不容易。在我的职业生涯中，我大概遇到过8000~10000名基金经理，我选择了其中的200名。

　　可以说，我们都喜欢聪明人，从他们如何形成一套自己独立的想法，到如何进行研究、如何构建自己的投资组合，再到如何管理风险，基金经理需要展现出丰富的经验、良好的投资程序。

　　然后，我们还需要了解企业文化，确保企业文化能够帮助基金经理走向成功。记录完所有这些信息，真正的考察才刚刚开始，因为与基金产品相比，符合这些标准的基金经理要多得多。而最终的优胜者是关乎判断力、品格、竞争力和驱动力等多方面因素的，正是由于这些因素综合在一起，让一个人的投资结构看起来比其他人的更好。

　　以沃伦·巴菲特为例，他惟一关心的就是投资。这样的生活看起来非常不平衡。但这并不意味着我的生活也要如此不平衡。他有敏锐的洞察力，懂得企业经营的本质，并且，他能够把各方因素有序地联系起来，同时有能力控制自己的情绪。

　　他不会因为市场上涨、下跌或横盘就轻易改变自己的投资原则。当市场下跌的时候，他反而很高兴，因为这意味着更容易找到便宜、低估的优质股票。此外，他不会因为市场上发生的事情而产生剧烈的情绪波动。综上而言，这些就是较难定义的那部分的成功例子。

　　《红周刊》：马特·惠内雷在你的播客中说，“优秀的投资经理是罕见的，提前识别非常困难。”您的工作是从大量基金经理中筛选出优秀的人，选择过程中，您最看重什么？

　　泰德·西德斯：在通常情况下，选择基金经理要考虑许多方面，有些与个人有关，有些与机构或投资策略有关。在每一个方面都有一套标准，而且，不同的资产配置者也会有不同的标准。

　　不过我觉得，重要的地方在于，你需要一位能够思考世界的基金经理，这意味着他需要擅长收集信息，或者处理信息的方式与其他人不同。而这些信息可能与市场结构或市场上正在发生的变化有关，也可能与公司的潜在发展有关。

　　每家机构获取竞争优势的方式不一样，有些历史方法在市场竞争中逐渐被淘汰了。所以过去几年，我一直在思考机构如何做出出色的决策过程，而不在于哪些是优势类型。作为一个机构，当基于所做的全部研究，他们是如何做出决策的？他们如何确保始终做出正确的决策？

　　对于基金经理来说，获得成功的因素包括具有竞争性的自我驱动力、有获胜的渴望和有努力拼搏的职业道德。所有这些因素都会影响最终的决策。

　　举个例子，我曾采访过一位叫莎拉·塞缪尔的女士，她是NEPC公司的研究主管。NEPC是一家位于波士顿的咨询公司，管理着1万亿美元的资产。他们为他们的基金经理创建了一份决策检查表，其中大约包含280个指标。从这份检查表可以看出，我们很难清楚说出如何正确做决策，因为280个指标中的某些可能会影响决策中的某一个细节，而另一些又会影响另外的细节。

　　《红周刊》：280条指标很难全都说清，但失败案例可以提供重要价值。在您的工作经历中，曾见到过哪些典型问题，最终导致了失败？

　　泰德·西德斯：在这280个指标中，很多地方都容易出现问题，在业绩表现出色或非常糟糕的时候，往往最容易出现问题。

　　有些问题源自于基金经理的傲慢，他们并未意识到在自己的投资中可能出现的问题，他们对自己的研究、自己的能力过于自信。

　　有些问题源自于机构内部的变动，员工们相处得不好，有人离开，有新员工加入，处理不当会造成内部分歧。

　　有些问题源自于风险管理的缺失，当某一年的业绩表现出色，基金经理们就决定去冒更大的风险。

　　有些可以从市场本质出发，资金会追逐出色的业绩，包括业绩高增的股票和收益率优秀的基金经理。资金规模的快速攀升，也是出现问题的一个源头。

　　以今年的美股市场为例，很多经理承担着科技股的巨大风险，部分原因是他们过去投资于这个领域。所以，“战略是什么？如何构建投资组合？团队如何共事？”这些指标非常复杂，有些例子能说明何时可能出现问题。

　　《红周刊》：优秀的基金经理在性格上有什么共性吗？

　　泰德·西德斯：有很多不同类型的投资文化，不是只有一种投资文化有效。有些只靠一名投资组合经理，如美国的潘兴广场资本管理公司，灵魂人物是比尔·阿克曼。他是投资组合经理，每个决策都由他来做，完全是一个人做主。在他背后，有一个支撑他做决策的了不起的研究团队。

　　还有其他投资文化也很有效，如千禧年管理公司，这是美国的一家大型对冲基金，由两三百名个人投资组合经理组成，所以，这家基金更加分散。

　　因此，我们不能说，“嗯，这种性格是正确的。”因为不存在所谓正确的性格，只是有一些性情更有利于获得成功。

　　《红周刊》：在如今年这样的较差年景中，您会观察基金经理的哪些素质？

　　泰德·西德斯：任何时候都是一样的，这是纪律，也是性格。在形势不稳定的时候，更要真正地坚持纪律。

　　《红周刊》：在您看来，出色的基金经理是天生的吗？

　　泰德·西德斯：投资是艺术和科学的结合，其中的科学部分可以加以训练。例如，可以训练员工如何分析财务报表，如何分析推动股价上涨的因素。也可以训练员工理解如何构建投资组合，如何正确地等待机会。

　　投资的一部分属于科学，还有很大一部分属于艺术，我认为这极难训练。人们确实可以学习一些学徒式的基本原理，但针对艺术部分展开训练，难度很大。

　　最优秀的投资人也只有55%-60%的正确率

　　学会在面对困难时开怀大笑

　　《红周刊》：您一直认为，随着基金经理技能的增长，运气会在结果中起到越来越大的作用。当您考察一个基金经理的时候，怎么区分他的好成绩是来自实力还是运气？

　　泰德·西德斯：迈克尔·莫布森是一位出色的战略家，他说，“在一个游戏中，如果参与者能够故意输掉比赛的话，就可以判断出他其他的胜利是源自于技术，而不是运气。”

　　在投资游戏中，除非你只是为了获取佣金不停地做交易，完全不考虑标的股票的收益，不然，你很难挑选出一堆一定会表现不佳的股票。所以，由于这个原因，投资中存在很多的运气成分。

　　作为投资者，你能做的是使用数据，对业绩记录进行分解，了解是什么在驱动业绩。举个简单例子，假如一位美国的基金经理，他持有的股票正赶超标普500指数的表现。那你可以提出问题，“挑选股票的范围是什么？与标准普尔500指数中的股票相同吗？他是否持有行业偏见？他如何做买入决定？如何做卖出决定？等等。”你拥有的数据越多，就越容易对某人的技术做出贴切的评估。

　　《红周刊》：就以巴菲特为例，他说自己中了卵巢彩票。他的成绩更多来自于技能还是运气呢？

　　泰德·西德斯：我认为，他显然是靠技术。如果你回顾他早年的业绩，会发现表现远远超过如今，因为他目前管理的资金规模太大了，规模越大，可投资的标的范围就越窄，要跑赢市场也就越难。

　　即便在这样的情况下，根据过往数据，沃伦也是一个杰出的投资人，很多人意识到了这一点，他们购买了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的股票，这只股票仍在持续地上涨。

　　《红周刊》：您曾经说，投资要有幽默感，不能释放紧张感觉的经理只能是昙花一现。怎么理解这句话？

　　泰德·西德斯：令人惭愧的是，即使是优秀的投资者，也只有55%或60%的时间是正确的。如果有人无法在另外40%或45%的时间——在困境时开怀大笑，那就太艰难了。投资里没有成功的公式，人们需要有能力，依靠自己的品格，渡过那些困难时期。

　　《红周刊》：如何处理偏见？

　　泰德·西德斯：偏见可能来自于某种压力。作为人类，我们大脑的运作方式，很大程度上不利于做投资决策。

　　这是由史前时代的天性形成的。如果你看到一只老虎在灌木丛中准备扑向你，你最好赶紧逃跑，而不是走过去研究，试着判断“那是不是老虎？”因为当你知道那是老虎时，你已经被吃掉了。

　　我们大脑已经发展到这样一种程度，当我们听见什么，我们就相信它是真的。这对野外生存很有帮助。但是，当你试着做出决定(如投资决定)时，就没有太大用处了。

　　我们大脑的构造并不是真的有利于做出明智的决定。很多事情都与情绪的波动有关。有些事情让你难受，你想尽快摆脱它，想尽快采取一些行动，但这很可能出于情绪的影响。所以，让情绪平复下来，一段时间后，你就能做出明智的决定了。

　　《红周刊》：给中国的基金经理们一些建议吧。

　　泰德·西德斯：我认为，长期投资是一项具有盈利价值的事，因此它吸引了一些对管理资金感兴趣的人，而不是想要获得巨大回报的人。

　　这两个方向各有利弊，想要成为优秀的投资者，你需要像经营一门好生意一样努力。对于喜欢分析企业和挑选股票的人来说，投资是个理想的职业，即便最后你没有成为亿万富翁。

　　而对于一个擅长募资但其实不喜欢这项工作的人来说，他们可能无法取得成功。尽管这个职业可能会让人变得富有。

　　我认为，人们应该努力追求真正喜欢的东西。投资很难，它不是体力上的艰难，而是要面对巨大的心理和繁重的学习挑战。而且与许多其他职业相比，它成功的几率微乎其微。你可以做30年或40年，但这不代表30年后，你的投资成功率比30年前更高。

　　医生、律师或老师等职业则不同，随着时间的流逝，他们会越做越好。所以，这可能使人觉得卑微沮丧。但对真正热爱投资的人来说，很少有职业能够如此有趣，并且可以有趣这么久。

　　《红周刊》：您会一直做下去吗？

　　泰德·西德斯：我告诉妻子我打算活到104岁。期间我可能会请一两年假，我不确定。但我热爱现在的工作。我的工作是投资和采访投资人士，我希望自己能坚持做下去。

（文章来源：证券市场红周刊）